曾國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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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把日子過得這樣擰巴，除了他發誓不貪汙外，翰林院檢討也並無外財。物質生活的慘淡，激發了他對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使他走上了朱熹理學這條龐然之船。

和朱熹理學的蜜月

曾國藩能走上朱熹理學這條龐然大船，原因只有一個：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進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進士；中了進士後，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準則，為國家幹一番大事業，成為孔子、王陽明那樣的聖人。

——曾國藩後來如願以償，不過和他的鄉試、殿試一樣，有點瑕疵：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半聖人，兩個是孔子、王陽明，半個就是他曾國藩。

這就是志向，王陽明最重視的一條成聖法則。曾國藩非常自信地認為，只要立下志向堅不動搖，他的目的就能達到：“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

有人嘆息說，“聖人哪裡那樣好當？”

曾國藩鼓著眼睛說：“孔子說，我欲仁，仁就來了；我說，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來了。關鍵是要有毅力，堅持到底。”

還有人背後譏笑他：“一個鄉巴佬讀了幾本書，就想當聖人？”

曾國藩咬牙切齒地用詩歌回敬：“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為了給自己打氣，也讓別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給親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慚道：“君子就該有民胞物與之器量，有內聖外王之功業，這樣才對得起父母生養，不愧於天地的完人。”

這是個大志向，也是曾國藩一生中最堅持的人生信條：立志！

我們若想了解一個人，不要問他幹了些什麼，首先問他想幹些什麼。如果一個人想都沒想過，就不要問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問斷了線的風箏要去哪裡一樣。

曾國藩說，“我經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樹立時，人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於沒有樹立志向啊。”

他是這樣感悟的，也是這樣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號”改成“滌生”，“滌”意思是洗滌掉從前沾惹的汙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說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

這叫“正名”，正名之後就是刻苦治學，廣為涉獵，為成聖作賢打好堅實的根基。但是，曾國藩的悟性很差，而且當時也沒有聖人指南的書籍，所以他只挑歷代名人著作苦讀，讀來讀去，轉來轉去，他就自覺不自覺地轉到了理學經典上來。

其實理學經典無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書》，任何一個透過科舉考試的人都知道，但那時是為了應付考試，很少深入研究。曾國藩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書》當成學問來研究了，越研究越頭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裡的理學大師唐鑑求教啊。”

曾國藩大夢初醒，唐鑑是名動京城的理學大師，而且還是他同鄉，正在太常寺供職。一得到這個提醒，他立刻抱著《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鑑興奮而熱情地接待曾國藩，因為湖南出個翰林很不容易，一聽曾國藩向他請教“檢身之道，讀書之法”，馬上嚴肅起來，嘆氣說：“現在真做學問的人少了，難得你還如此篤實。這是為何？”

曾國藩誠懇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鍛造成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成為名垂史冊的聖人。”

唐鑑擺擺手：“咱們還是談點實際的吧。”

曾國藩恭敬地聽著，唐鑑告訴他，“讀書當以《朱熹全集》為宗，要熟讀百遍，以其為課程，身體力行。”

曾國藩不太明白，唐鑑就近取譬道：“我介紹個人給你認識，此人叫倭仁，是個飽讀詩書、胸有丘壑的理學大師。你去向他請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鑑好說話，一見曾國藩就滔滔不絕。倭仁說：“其實讀書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覽群書，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鑽一本書，殊途同歸而已。但檢身之法卻有一定之規。我的檢身之法完全按理學的規矩，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閉眼睡去，這期間的一言一動，坐臥飲食，都要記下，如果有私慾，就馬上幹掉它；每天要靜坐一個時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慾逐一克掉，也就是說，研己（抓住些苗頭加以認真研究，從而發現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