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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一個藥鋪，其售藥丸藥到病除，供不應求，於是成為蘇州出名的大藥商。
有了錢，朱氏父子的主要興趣和業務轉移到了園林建築上，興趣加上財力，父子二人很快成了蘇州最有名的園林設計專家。
而朱氏父子政治上的發跡得益於蔡京。當年蔡京貶居杭州時路過蘇州，想修功德在蘇州建一座寺閣，但預算花費太大需要找人拉贊助，有人給他介紹了朱衝。雖然當時蔡京落難，但朱氏父子眼中的蔡太師是絕對的潛力股，值得投資，於是不僅獨家贊助，父子二人還承擔了整個寺閣的修建，工程完成得非常漂亮，憑此事朱氏父子攀上了蔡大師這棵大樹。後來蔡京上臺，給父子二人在童貫的軍中謀了兩個官職，從此從商場轉戰政場。
後來朝廷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和蘇杭造作局，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讓朱劻謀取了這個天下第一肥缺。
奇花異石當然不能如蔡京等人所說皆出於荒野，大多出於民間收藏者，朱總管的主要辦法是強行徵收，看見誰家有一石一木稍顯奇顯就率兵士用黃封帕蒙上——充公。
充公就充公吧，能收藏奇石異草者大多是中產之家，拿走一塊石頭倒也不至於傷筋動骨，但是如何把這些珍奇的石頭從家中庭園中搬走可是大問題了，朱總管管不了那麼多，推牆拆房也得把石頭弄走。
這樣對於被徵者來說，朱總管他們不是來要石頭的，是來搞拆遷的。
想免災，也簡單，給朱總管送紅包吧，紅包的分量當然輕不了。
朱勔在應奉局和蘇杭造作局期間大肆斂財，到欽宗上臺被抄家時，計有田莊十所，良田三十萬畝，歲收租課十萬多石，“甲地名園，幾半吳郡”。
儘管花石是免費徵來的，但如何運送體積龐大的石頭到京城卻是一個技術難題，應奉局當時就搬運過一塊高達四丈（約十五米）的太湖石，一塊石頭就需要數千役夫，中途很多橋樑、城牆、水門都過不了，朱總管還是老辦法——拆。
二十年間，江浙一帶運往東京的花石連綿不絕，成為趙佶和他的寵臣亭閣中的一道道風景，但也成為了江浙百姓的噩夢。
花石綱對於帝國的損傷究竟有多大，沒有相關經濟學家來作出精確的資料判斷，但是卻有一個最直接的影響。
——逼反了方臘。
明代學者王夫之就說過，方臘之反，與當時帝國的經濟情況無關，與蔡京施行的新法也無關，就是因為花石綱。
二
明教，又稱作牟尼教或摩尼教，發源於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為公元三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所創立。摩尼充分吸收了佛教、基督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教義中的因素，主張靈魂從肉體中徹底解脫，因而強調禁慾、食素，同時也包括了佛教的轉世說和敘利亞的天使說。教義核心可簡單歸納為“二宗三際”：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三際指初際中際後際（過去現在未來），現在是黑暗的，未來是光明的，光明的勢力必將戰勝黑暗的勢力，到達明界。摩尼本人則堅稱自己是佛祖、瑣羅亞斯德和耶穌的繼承者，是真主的先知。
明教在唐代傳入中國，但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合法普及，唐武宗禁佛的同時也把明教納入左道旁門加以禁止。到了北宋，趙氏王朝依然不承認明教的合法地位，禁止信奉明教，信奉者一旦被官府發覺，就要被流放，財產全部沒收，一半充公，一半獎勵告發者，明教只能以地下宗教的形式流傳發展。
北宋末，浙江的明教由福建地區傳入，在當時的影響很廣，僅溫州地區就有明教齋堂四十多處。當時的明教佈道者對原來的明教教義作了改良，他們不再尊外國神仙摩尼為祖，而是改拜太平道的始祖張角為教祖，同時也拜讀佛教的《金剛經》，中國的明教教徒和佛教徒一樣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提倡節約，死則簡葬，教徒之間提倡團結互助。
相對佛道二教，明教的受眾更偏向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更為反映農民階層的經濟意願和政治訴求，所以從宋代開始，歷代農民起義軍都喜歡把它作為宗教旗幟，煽動農民將造反進行到底。
第一個揭起這面旗幟的是方臘。
方臘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杭州市淳安縣）人，當地人稱方十三，家住幫源洞（位於青溪縣西北七十公里的山谷中），家境還算良好，有一大片漆園，原來也衣食無憂，但後來因為趙佶派朱勔徵花石綱，因幫源洞盛產漆楮竹木，小地主方臘也因此受到造作局的榨取。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信奉明教的方臘便漸漸起了和教友兄弟們反抗朝廷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