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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上市的帶子，他們就能弄過來，用收錄機轉錄在TDK空白帶上，附一張封套的黑白影印件——它們往往模糊得令人髮指，從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會覺得梅豔芳和蔡琴長得沒什麼區別。六十分鐘的空白帶要比原版母帶的時間稍長，通常“拷兄”會從別的帶子上扒兩首歌填滿那些空白，如果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買家的興趣，就等於為下一單生意提前做了廣告。說他們可恨，是因為這些拷帶比音像店裡的正規引進版還要貴上至少兩三塊，買一盒足夠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學時，我既沒錢也不敢跑得太遠，只能聽男同學們描述延安路中圖公司門口和五角場這兩個著名的拷帶據點，他們通常添油加醋，將整個過程形容得有如地下黨接頭般驚心動魄。最後，在經過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們會樂意借兩盤聽厭的帶子給我，讓我回家制作“拷帶的拷帶”。就是透過這種特殊的介質，我迷上了黃舒駿和Queen。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上大學，活動範圍終於突破兩點一線後，很快就在吳淞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旁邊找到了“組織”。我記得，無論天上陰晴雨雪，那個拐角總也照不到陽光，地上總有一攤水。我還記得，那個戴眼鏡的拷兄總是揹著大包坐在那裡打盹，這樣就省得顧客在攤位上一盤一盤看過去的時候他還得費神招呼，弄得大家沒話找話。不過，每當我找到一盤心癢的目標時，他都會適時睜開眼睛，恰到好處地補兩句背景材料以顯示專業水準：“這個錄的是黑膠唱片，買就賺了”；“這人冷門，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禮拜我給你再拿幾盤過來”……時至今日，我都覺得這是我見過的最掌握顧客心理的小販，既做成了生意，又讓一個總想窺視城市隱秘的乖孩子，不至於被過於熱情的陣勢嚇跑。
不過，此時拷帶本身已經快要走到頭了，它的升級版——盜版CD很快就要將它驅逐進地下文化史冊，而後者，連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緊接著又被網際網路共和國逼到如今苟延殘喘的境地。不過，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讓想象力無處容身的今天之前，還有一個名詞解釋可以供我多緬懷一會兒舊日時光：打口碟（帶）。這些從包裝到內容都被或深或淺地打上一個缺口的唱片和盒帶，是大學宿舍裡迅速提高段位的音樂介質，上門兜售它們的商販多半也是“兼職”的學生。關於它們為什麼要打口，當時同學們的解釋多半語焉不詳，語氣裡卻總帶著掌握秘密知識的興奮——“呃，海關攔截嘛，你懂的。”直到後來，我才在某些懷舊文章裡看到比較靠譜的官方說法：國外出版商因為高估銷量而大量生產，結果賣不出去只好打口銷燬，但一般打得不太陰損的話大部分歌都還能放得出來……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像以前政治課上反覆渲染的故事：資本家寧可把多餘的牛奶倒進海里也不會免費送給窮人。
但我們終究透過“種種渠道”喝到了這些廉價的、沒來得及倒乾淨的“牛奶”，從中補充了一點不那麼主流的蛋白質。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張JudyColins翻唱Bob Dylan的專輯，清泉般吟哦，聲帶鬆弛到讓聽者不好意思繃緊神經——於是，我回過頭再去聽以前從來沒聽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實，聽這些“打口製品”最大的樂趣就在於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聲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針、打滑，發出某種意外的尖叫，然後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見唱片的毀容，卻不清楚它的內傷有多重，甚至總有“打口碟拉傷CD機”的江湖傳聞讓你隱隱擔憂，卻也享受著類似於賭博的刺激感。以後每次放，快到傷痕處，你都會有一點害怕和期待，等著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從內臟上碾過。一如青春本身。
音樂家的女兒
文/寧飛 @幫兇寧飛 作家
我四十歲的時候，有一天黃昏，在一家音像店的角落裡發現了一張動畫片的影碟：《爸爸，我撿到一瓶眼藥水》。我沒有絲毫猶豫，立刻決定把它買下來。付賬的時候老闆翻看了一下，感嘆道：“這什麼年代的片子啊？很老了吧？”我已經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我的嗓音都因此有些沙啞：“小時候看過。”
老闆抬頭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根據我的外貌推斷片子的出品年代。他是一個可能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後來我滿心歡喜拿著這張影碟回家。這是一個夏天的傍晚，空氣悶熱，還有一種從白天地面蒸騰出來的古怪氣味，我對此並不反感，因為每年夏天都是這樣，習以為常後甚至感到一種必然如此的親切。
在離家不遠的一塊草坪上，我看到我的兒子。他一臉汗水，頭髮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