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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們到他們的國家旅行，商品就會漲價。他們從我們手裡搶錢，然後用來攻打穆斯林並侵佔我們的土地。”
不過從整體上說，兩方的矛盾還算在理性範圍內，能夠顧全大局。在西歐，人們對伊斯蘭世界充滿了好奇。在第一次十字軍出征之後沒多久，不少人就開始對穆斯林突厥人產生了好感。“如果突厥人堅定基督教信仰並建立基督教王國，你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更強壯、更勇敢和更能打仗計程車兵了。”一位著名的十字軍東征歷史學家這樣寫道，同時可能也是在暗示塞爾柱人在轉信伊斯蘭教之前的宗教背景。
同樣，伊斯蘭世界的科學造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閱了安條克和大馬士革圖書館的資料，才將數字運算表格帶回了歐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數學研究的基礎。這次東方之旅還使他大開眼界，回到英格蘭後，他發現“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貪杯好飲，法官收取賄賂，主顧不可信賴，顧客趨炎附勢，承諾全是謊言，朋友相互嫉妒，幾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看到東方世界的發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則顯得十分侷限。阿德拉德的觀點得到了其他人的贊同，比如12世紀後半葉從英格蘭到巴黎求學的莫里丹尼爾（Daniel of Morley）：那裡盡是些裝模作樣、欺世盜名的知識分子，他們就“像雕塑一樣端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假裝自己無所不知”。丹尼爾意識到他從這些人身上什麼也學不到，於是輾轉來到穆斯林的托萊多城（Toledo），“以便儘快聆聽世上最聰明的哲人的教誨”。
西方人如飢似渴地吸收東方思想。克呂尼隱修院（Cluny，中世紀法國極具影響力的神學中心）的院長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組織翻譯《可蘭經》，以便讓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學者更好地理解經文——當然，其目的仍是繼續強化人們將伊斯蘭教視作異端、粗鄙和危險的固有觀念。西歐人不僅僅向伊斯蘭世界尋求啟發，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許多論著同樣被譯成了拉丁文。比如對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Niachaean Ethics）的註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兒安娜？科穆寧娜（Anna Komnene）主持譯介的。這些註解後來引起了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關注，並將其中的思想匯入基督教哲學的主流。
同樣，12世紀的社會經濟繁榮靠的也不只是歐洲和穆斯林之間的貿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國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業活動的主力軍。從這一時期留存的資料判斷，威尼斯與拜占庭的貿易佔到其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半。
儘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屬製品、食油、葡萄酒和食鹽一直在向義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市場出口，但來自更遙遠地域的商品，價格更貴、需求更大、利潤更高。西歐的存貨清單、貿易賬本和教會財政記錄清楚地表明，人們對產於地中海東部、中亞或中國的絲綢、棉花、亞麻和織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興市場下開始資本化：安條克已被建立成一個貿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運往西方；它同時也是一個生產中心，來自這個城市的紡織品，如“安條克布”，十分暢銷，以至於英格蘭亨利三世國王在每個行宮都設了一個“安條克屋”，包括倫敦塔、克拉倫敦（Clarendon）、溫徹斯特宮和威斯敏斯特。
調味品同樣從東方向歐洲大量流動。這些香料主要抵達三個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港。然後從那裡運往義大利諸城邦，運往德國、法國、佛蘭德和不列顛。因為在這些地方，域外產品的利潤十分豐厚。某種程度上講，他們購買東方奢侈品的慾望與草原牧民渴望中國宮廷絲綢的慾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樣，在中世紀，富人要靠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顯得和別人不一樣。儘管從事昂貴商品貿易的商人只佔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們非常重要，因為他們使發家致富成為可能，從而激發了社會活力和不斷發展的動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著基督教聖城角色的同時還有另一個角色，它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儘管比不上作為貿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紀後半葉的王國稅務清單展現了當時那裡能購買到的所有商品，同樣也可以看出結構複雜的政府機關是如何密切地關注市場，以確保不漏掉任何貿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礬、清漆、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