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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指責；同時他還親自出席許多神職人員參加的小型會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他死後，有人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人們如何看待他為尋求和解所做的努力：“他把局面攪得一團糟，卻還在生前贏得了榮譽；但在死後，作為懲罰，他只能去到最底層（即地獄）。”其他人採取不同的辦法，甚至為了平復爭議，乾脆就避免談論宗教。
當西方還在為各種不同見解吵得不可開交時，東方教會卻發起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具雄心、最具深遠影響的運動，一場在規模上可以和後來發生在美國及非洲的福音主義運動相媲美的活動：基督教在沒有政治權力做後盾的條件下在新的地域迅速傳播。
阿拉伯半島最南端湧現出大批殉道者，表明宗教觸角延伸之廣，甚至連葉門的國王都成了基督徒。一位會講希臘語的旅人在公元550年去到斯里蘭卡，發現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基督教群體，領袖則是一位由波斯任命的教士。
基督教甚至觸及到草原部落的遊牧民族，這讓君士坦丁堡的官員們非常吃驚。作為和平談判的條件之一，君士坦丁堡要向這些草原部落派遣人質。等到這些人質回國，大家發現有些人額頭上居然刻著十字架的刺青。問他們原因，他們說，當時發生了瘟疫，人群中的基督徒建議這麼做（以求上帝保佑），自那以後，那邊的國家一直都安然無恙。
到6世紀中葉，亞洲腹地已擁有了自己的地區主教。巴士拉、摩蘇爾、提克里特等城市聚集著大批的基督教信眾。福音遍及的範圍已經相當廣闊，位於泰西封附近的科赫（Kokhe）都有不下五個主教轄區。像梅爾夫、貢德沙普爾等城市，甚至是中國的西部綠洲之城喀什，都比坎特伯雷更早擁有了自己的主教。這裡的許多基督教中心在首批傳教士抵達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幾世紀之前就已存在。撒馬爾罕和布哈拉（Bukhara，位於今烏茲別克）同樣是大量基督徒的家園，比基督教進入美國早了一千年。事實上，即使在中世紀，亞洲的基督徒也比歐洲的多得多。畢竟巴格達、德黑蘭、撒馬爾罕這些地方到聖地耶路撒冷的距離，要比雅典、羅馬、倫敦、巴黎近得多。只不過基督教在亞洲的成功長久以來被後人所遺忘。
基督教的傳播要歸功於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的包容和變通。國王庫思老一世（Khusraw I，531—579年在位）以善待外國神學家著稱。在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他被人們譽為“文學愛好者和睿智的哲學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學者對此頗有微詞：這真是不可思議，前不久他還在反對歷史學者阿加提阿斯（Agathias），現在一下子卻變得這麼聰明；他的講話粗魯野蠻，怎麼可能理解哲學的精髓？
到6世紀下半葉，東方教會上甚至開始出現為波斯統治者祝壽禱告的場景。不久之後，人們還將看到波斯國王親自組織新教區的選舉，並鼓勵他治下的所有主教：“快來……選出你們的領袖……在他的管理和領導下，讓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壇和聖殿佈滿整個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已經從曾經的亞洲基督教迫害者變成了它的捍衛人。
這是波斯帝國自信心增強的一種體現。現在君士坦丁堡需要定期給波斯獻上貢金，因為羅馬人的軍事和政治重點都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了：草原部落略有消停，羅馬正將精力放在收復和重建地中海地區曾經陷落的行省上。5世紀和6世紀是波斯的繁榮期：宗教的寬容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中央政府將越來越多的稅收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無數的新城在波斯大地拔地而起。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特別是在胡齊斯坦和伊拉克，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統可以綿延若干英里。複雜的政府管理機制從容運作，從黎凡特（Levant）一直覆蓋到中亞腹地。
薩珊帝國在這一時期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控制甚至深入到了集市上每個鋪位的佈局。有份文獻記載了政府如何把商人的貿易組織成規範的行會，並指派專門官員親自監督商品的質量及價格。隨著財富的增長，長途的奢侈品貿易和貴重品貿易也在發展：在這一時期，成千上萬的商品被敲上印章，作為出售或出口的許可；成捆的合同檔案被存放在政府的檔案機構。商品從波斯灣運到裡海，然後又透過海路和陸路運往印度。與斯里蘭卡和中國的交易量大幅上漲，與地中海東部地區的交易同樣如此。自始至終，薩珊統治者們都對帝國境內境外的一切動向充滿了興致。
這些長途貿易的相當一部分是由粟特商人承擔的。粟特人以其大型商隊、精明的頭腦和緊密的家庭關係著稱，他們有能力在穿越中亞、進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