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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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一年間就翻了四倍。亞洲的銀幣出產同樣快速攀升：在草原部落，隨著統治者大量鑄造銀幣，金帳汗國的銀幣產量開始飛漲；新的地域也同樣受到刺激，過去嚴重依賴物物交換或以大米換取其他產品的日本，此時也轉向了貨幣經濟並在長途貿易中越來越活躍。

然而，蒙古人的征服行動給歐洲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並不是貿易、戰爭、文化或貨幣，也不是野蠻勇士、異域物品、貴重金屬以及流行於整個世界的思想和風尚。事實上，造成更為極端影響的是某種徹底融入血液的東西：那就是疾病。亞洲、歐洲和非洲暴發了瘟疫，正吞噬著千百萬人的生命。蒙古人沒有毀掉整個世界，但“黑死病”卻可能做到。

幾千年來，歐亞草原曾是各種牲畜和遊牧民族生存的家園，但它同樣也是滋生世界上最危險的瘟疫的溫床。受災地區從黑海一直綿延到中國東北。乾旱和半乾旱的生態環境極利於鼠疫耶氏菌（Yersinia　pestis）的傳播，特別是透過跳蚤叮咬的方式。傳播瘟疫最有效、最迅速的載體是齧齒類動物，比如老鼠；駱駝同樣可能受到感染，它們也在傳染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冷戰中的某項研究就曾把駱駝與蘇聯的生物戰爭計劃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雖然瘟疫可透過飲食、呼吸或接觸病菌宿主來傳染，但從動物傳播到人類則主要是透過跳蚤：它們在吸血前先將桿菌傳入人體血液，或透過接觸將桿菌傳入人體受傷的面板；桿菌順著血液流向人體的各淋巴結，如腋窩或腹股溝，然後迅速複製並引發腫脹或淋巴結炎。經歷了此次瘟疫的著名義大利作家薄伽丘（Boccaccio）描述道，淋巴會腫成像蘋果那樣大，或至少是“雞蛋的大小”。人體的其他器官也會受到感染，最終導致內臟大出血。黑色的膿水包和血水包不僅肉眼可見，而且是致命的。

現代鼠疫耶氏菌和瘟疫的相關研究證明，環境因素可改變流行病的迴圈週期，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就能將一場小型、可控的流行病發展成大規模的瘟疫。比如說溫度和降雨量的微弱變化可大幅改變跳蚤的繁殖週期，由此改變桿菌本身的再生週期和齧齒目動物的行為模式。近來的一項研究認為，只要將氣溫增加1℃，就可能將大沙鼠（大草上的首要鼠疫攜帶者）的免疫力提高50％。

儘管我們不十分清楚14世紀中葉的這場瘟疫到底源於何物，但它在14世紀40年代迅速衝出了草原，蔓延至歐洲、伊朗、中東、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瘟疫暴發於1346年，當時的一位義大利人描述道：“這種神秘得能讓人立即死去的疾病”橫掃了黑海邊上的金帳汗國。為了解決一次貿易爭端，一支蒙古軍隊包圍了熱那亞的貿易小城卡法（Caffa），然而大部隊卻被疾病吞噬，“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一位評論家如是說。軍隊撤退之前“受令將死屍用投石機拋入城中，希望用無法忍受的惡臭把城裡人燻死”。但城裡人並沒有被惡臭燻死，而是被極具傳染性的病菌所感染。最終蒙古人無意間用生物武器打敗了敵人。

連線歐洲和世界各地的貿易通道如今變成了傳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抵達君士坦丁堡，然後是熱那亞、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都是透過避難回家的商人傳入的。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人（Messina）意識到回來的熱那亞人狀況異常時（滿身滿臉的膿包），已經太晚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嘔吐、咳血，然後就死了。儘管他們趕走了熱那亞人的帆船，但當地人已經開始遭受滅頂之災。

在北方，瘟疫也同樣擴充套件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法蘭西北部和巴伐利亞。當時，船隻已經將“商人和海員攜帶的……首批瘟疫”傳入不列顛的各個港口。英格蘭眾多城鎮和鄉村人口開始死去，教皇不得不“善意地寬容了所有悔過的罪孽”以希冀消除災情。據同時代的人估算，大約只有不到10％的人最終存活了下來。其他文獻上則說，死人太多，已經沒有活人去掩埋他們。

穿越地中海的商船帶回的不是貨物和珍品，而是死亡和悲傷。病菌傳染並非只透過瘟疫死者或船上常見的老鼠，船上的貨物同樣是致命的傳染源。跳蚤會藏到運往歐洲大陸、埃及港口、黎凡特和塞普勒斯的皮毛和食物當中。在這些地方，最先遭到感染的似乎是嬰兒和年輕人。很快，疾病沿著商道傳播，抵達了麥加，導致大量朝聖者和學者喪生，並引發了新的靈魂困惑：先知穆罕默德應該說過，7世紀襲擊美索不達米亞的瘟疫永遠不會進入伊斯蘭的各座神聖城市。

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ī）寫道，在大馬士革，瘟疫“坐在國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