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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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新的生活。容忍是一個社會自強自信的主要標誌，反觀基督教世界，卻越來越走向愚頑和激進主義。

不少人對宗教信仰的未來頗感擔憂，其中就有一個名叫克里斯托弗？科隆（Christopher　Colón）的男人。雖然按他自己的推算，離基督的第二次降臨還有155年，但他為那些所謂的“虔誠者”對基督教的敷衍了事而感到憤怒，特別在看到歐洲對耶路撒冷的陷落似乎漠不關心後。帶著一股熱情和執著，他擬訂了一系列計劃，準備展開新一輪解救聖城的行動，同時也準備重新追逐亞洲廉價而多產的貴重金屬、香料和寶石——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從事這些貿易，就可以輕鬆籌得解放耶路撒冷所需的資金。但問題是，他身在伊比利亞半島，那是地中海最遠的邊緣地帶，這使得他的宏偉理想幾乎等同於白日做夢。

也許，可能還有一線希望。畢竟像佛羅倫薩的占星家和地圖專家保羅？託斯堪尼（Paolo　Toscanelli）就曾提出過，從歐洲的邊緣向西航行或許也可以抵達亞洲。在為這一魯莽大膽的觀點費了一大通口舌之後，科隆的計劃最終得到了認可。他準備了一封寫給大汗的致敬信，大汗的名字空著，等到知道確切的名字後再填上——拯救耶路撒冷的偉業即將起航。他僱傭了翻譯，以便和蒙古首領交談；他還聘請了懂希伯來語、迦勒底語（與耶穌及門徒所操的亞拉姆語關係密切）和阿拉伯語的專家，可能在和大汗以及臣僚的交往中派上用場。如某位學者所說，也許歐洲日益濃厚的反伊斯蘭情緒，正預示著西歐與遠東最佳溝通時機的到來。

1492年8月2日，也就是俄羅斯人預計的世界末日到來前的一個月，三艘大船從西班牙南部的巴羅斯？德拉弗龍特拉港（Palos　de　Frontera）起航。當他的船隊朝著未知的地域進發時，這個叫科隆的人——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識到他可能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將要把歐洲的重心從東方轉向西方。

五年後，當另一支小型船隊在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統帥下由里斯本起航進行長途探險（繞過非洲的最南端抵達印度洋）時，歐洲轉型所需的所有零散要素終於各歸其位。突然間，歐洲大陸不再是終點，不再是絲綢之路的末端，它將成為整個世界的中心。

第十一章

黃金之路

整個世界在15世紀末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沒有哥倫布等人所懼怕的世界末日，沒有時間終結——至少在歐洲是這樣的。一系列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起航的、將來把南北美洲和非洲及歐洲連線起來並最終通向亞洲的遠航均已起錨。在此過程當中又出現了若干條新的貿易通道，多數是現存通道的擴充套件和延伸，也有的是新通道取代了舊通道。新思想、新商品和新人物將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數量和速度向新世界轉移。

新的黎明又將歐洲推向了舞臺的中心，併為它披上了一層金色的霞光，賜予它一個黃金時代。不過，歐洲的崛起給新發現的地域帶來很多災難。自16世紀開始出現的輝煌的教堂、精美的藝術和高檔的生活標準，其背後都是有一定代價的：代價都來自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歐洲人不僅在探索世界，而且想統治世界。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應該感謝他們所能接觸到的軍事技術和海洋技術的不斷發展。帝國時代的建立和西方世界的崛起是基於某種大範圍的暴力行動。啟蒙時代和理性時代，即通往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道路，並非古代雅典或歐洲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源於在遙遠大陸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勝利。

這些勝利在1492年哥倫布駛往未知地域時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在21世紀閱讀他的航海日誌，仍能感受到他當時的興奮和恐懼、樂觀和焦慮。哥倫布相信他肯定能見到大汗，也能在解放耶路撒冷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他也知道此行充滿了危機、災難和死亡。他的目的地是東方，他寫道，但不是沿著“傳統的航道，而是向西的航道，一條我們覺得以前可能沒人走過的航道”。

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遠航並非沒有先例。哥倫布和他的船員們所處的是一個大航海時代，此前已經有許多成功的遠航，將非洲和東大西洋的新世界展現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基督教徒面前。而為這些航行提供動力的，則是非洲西部的黃金。關於那裡礦產資源的傳說由來已久，早期穆斯林作家一直將它稱作“黃金之地”，有些人更附和說：“金子像紅蘿蔔一樣從地裡生長，日出之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