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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區別於注重現實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讓理學誕生到人間。理學雖然誕生於南宋,可在南宋時命運多舛。朱熹晚年,發生了“慶元黨禁”,一大批理學家和信奉理學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偽黨名錄。理學受到重創,直到南宋滅亡,都未恢復元氣。不過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思想的寬鬆政策使理學重獲青春。理學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國南方,當年的南宋地區)站起來,開始發光發熱。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別推崇的“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並且指定朱熹的《四書集註》作為它的參考書。直到此時,理學在全中國被普及,漸漸有了壓倒其他思想的權威。

然而,自理學誕生的那一刻到它擁有唯我獨尊的地位時,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終像個惡靈一樣跟隨著它。

首先,理學在“存天理去人慾”的執行上過於嚴苛。這一點,程頤登峰造極。程頤認為,人生應該嚴肅,並且要絕對嚴肅。他曾給小皇帝趙煦(宋哲宗)上課,當時是春天,樹枝發出清新的芽,讓人憐愛。趙煦趁程頤不注意,折了一根樹枝。程頤發現,臉色大變,說:“春天正是萬物復甦之時,您怎麼忍心折殺它們,這真是沒有天理。”這種忽視甚至是扼殺情感的理學,實在讓人無法喜歡上它。

其次,理學萌芽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倡導理學的那些人因為沒有政務在身,所以不對政治負責,於是提出了高調的個人道德主義。他們希望每個政治家都應該具備他們所說的個人道德素質,程頤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須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甚至包括個人衛生。司馬光就曾攻擊王安石,認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連鬍子裡都是蝨子,這樣一個連“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點關係,可理學家非要認定,個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沒有個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對那群高彈高調個人道德主義的理學家反擊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的確沒有實現的可能。程頤還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極端嚴肅,幾乎沒有笑過。但別的理學家就沒有這種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去人慾”漸漸變成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正是因為說給別人聽,所以調越高越好,這讓人在那些嚴苛的道德規定下無所適從的同時,也註定了理學師傅們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時代的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一套卻做一套,理學宗師們規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讓別人用的,理學信奉者只是講師,不是實踐者。

最後,也是最致命的,理學邁進明朝時,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變異過程漫長但卻相當順利。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不久,就在那位充滿神話色彩的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學之外的所有學說統統列入異端,甚至是孟子的“弔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來,理學一方面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使得凡是想透過讀書改變人生的人必須接受,由此普及全國;另一方面,理學由此成了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如你所知,一種思想被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後,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於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構中調節自己的生活,補充自己的知識,完善自己的心靈,就一切圓滿。本身,理學就有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在這一嚴密完整的體系中,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一個嚴密的體系裡,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賦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膽的懷疑者。但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時期,一個靈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對朱棣說,朱熹理學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賊!”這位異端受到了嚴厲的廷杖懲罰,屁股被打爛,割下腐肉幾斤,由於走路的姿勢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揹著行走。顯然,理學在明代,已經嚴重製約了人們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實踐理學。

明代最著名的理學實踐家主要有以下兩人。一個是山西理學泰斗薛瑄,他對自己曾說過下面這段話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後,人間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餘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則是江西人吳與弼,他是聖人的奴隸,不僅僅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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