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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區別於注重現實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讓理學誕生到人間。理學雖然誕生於南宋，可在南宋時命運多舛。朱熹晚年，發生了“慶元黨禁”，一大批理學家和信奉理學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偽黨名錄。理學受到重創，直到南宋滅亡，都未恢復元氣。不過元朝初期，蒙古人對思想的寬鬆政策使理學重獲青春。理學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國南方，當年的南宋地區）站起來，開始發光發熱。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別推崇的“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並且指定朱熹的《四書集註》作為它的參考書。直到此時，理學在全中國被普及，漸漸有了壓倒其他思想的權威。
然而，自理學誕生的那一刻到它擁有唯我獨尊的地位時，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終像個惡靈一樣跟隨著它。
首先，理學在“存天理去人慾”的執行上過於嚴苛。這一點，程頤登峰造極。程頤認為，人生應該嚴肅，並且要絕對嚴肅。他曾給小皇帝趙煦（宋哲宗）上課，當時是春天，樹枝發出清新的芽，讓人憐愛。趙煦趁程頤不注意，折了一根樹枝。程頤發現，臉色大變，說：“春天正是萬物復甦之時，您怎麼忍心折殺它們，這真是沒有天理。”這種忽視甚至是扼殺情感的理學，實在讓人無法喜歡上它。
其次，理學萌芽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倡導理學的那些人因為沒有政務在身，所以不對政治負責，於是提出了高調的個人道德主義。他們希望每個政治家都應該具備他們所說的個人道德素質，程頤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須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甚至包括個人衛生。司馬光就曾攻擊王安石，認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連鬍子裡都是蝨子，這樣一個連“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點關係，可理學家非要認定，個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沒有個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對那群高彈高調個人道德主義的理學家反擊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的確沒有實現的可能。程頤還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極端嚴肅，幾乎沒有笑過。但別的理學家就沒有這種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去人慾”漸漸變成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正是因為說給別人聽，所以調越高越好，這讓人在那些嚴苛的道德規定下無所適從的同時，也註定了理學師傅們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時代的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一套卻做一套，理學宗師們規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讓別人用的，理學信奉者只是講師，不是實踐者。
最後，也是最致命的，理學邁進明朝時，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變異過程漫長但卻相當順利。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不久，就在那位充滿神話色彩的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學之外的所有學說統統列入異端，甚至是孟子的“弔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來，理學一方面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使得凡是想透過讀書改變人生的人必須接受，由此普及全國；另一方面，理學由此成了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如你所知，一種思想被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後，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於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構中調節自己的生活，補充自己的知識，完善自己的心靈，就一切圓滿。本身，理學就有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在這一嚴密完整的體系中，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一個嚴密的體系裡，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賦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膽的懷疑者。但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時期，一個靈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對朱棣說，朱熹理學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賊！”這位異端受到了嚴厲的廷杖懲罰，屁股被打爛，割下腐肉幾斤，由於走路的姿勢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揹著行走。顯然，理學在明代，已經嚴重製約了人們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實踐理學。
明代最著名的理學實踐家主要有以下兩人。一個是山西理學泰斗薛瑄，他對自己曾說過下面這段話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後，人間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餘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則是江西人吳與弼，他是聖人的奴隸，不僅僅恭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