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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
直到1520年農曆九月前，王陽明始終把“存天理去人慾”作為他心學的終極目標。每當有人問他應該如何成為道德聖人時，他給出的方法也只是“存天理去人慾”，但經歷了張忠團伙處心積慮地讒誣構陷而能毫髮無損後，王陽明的心學來了一次飛躍，這即是“致良知”的正式提出。從此後，王陽明什麼都不提，只提“致良知”。
有人考證說，“致良知”早就被南宋的理學大師胡宏提出過，我們已無從得知王陽明是不是抄襲了胡宏，還是根本不知道胡宏而自創出來的，無論哪種情況，在今天，“致良知”和“王陽明”已成一體，不容置疑。
“致良知”其實很容易理解，就是用良知去為人處世。按王陽明的話說則是，由於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惡，所以它就是天理，致我心的良知於萬事萬物上，萬事萬物就得到了天理，於是皆大歡喜。
“致良知”的執行原理是什麼呢？王陽明和弟子陳九川的一段對話是最佳的答案。
陳九川向王陽明提出這樣一個困惑：“心學功夫雖能略微掌握些要領，但想尋找到一個穩當快樂的地方，倒十分困難。”
王陽明告訴他：“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尋找一個天理，這就是所謂的‘理障’。此間有一個訣竅。”
陳九川就問訣竅是什麼。
王陽明回答：“致良知。”
陳九川問：“如何致良知？”
王陽明回答：“你的那點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為準則。你的意念所到之處，正確的就知道正確，錯誤的就知道錯誤，不可能有絲毫的隱瞞。只要你不去欺騙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著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惡。此處是何等的穩當快樂！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訣，致知的實在功夫。若不仰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關於這點，我也是近年才領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開始，我還懷疑僅憑良知肯定會有不足，但經過仔細體會，自然會感覺到沒有一絲缺陷。”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致良知”就是“格物致知”裡的“致知”，它的執行原理就是按良知的本能（能分是非善惡）指引去為人處世。
我們現在可以追溯王陽明如神的用兵事蹟，他對付江西土匪和朱宸濠未敗一戰，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面考察和大量資料蒐集後，一旦定下戰略就絕不更改。這恰好就是“致良知”的力量。
由上面的論述可以知道，王陽明心學認為人心中有個能分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人不必靠典籍，也不必靠其他外在的方面來證明，良知剎那間一發作，那就是正確答案。但千萬不能有第二次發作，也就是在一件事上不要反覆思考，記住你面對事情時腦海中的第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最佳方案，這也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就應該致良知，相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按良知的指引做出決定，這樣才不會疑慮和悔恨。
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王陽明是在1520年農曆九月的哪一天提出了致良知的心學思想，我們只是知道，王陽明心學又被稱為“良知學”，可見，致良知在王陽明心學中的分量。
據王陽明自己說，提出“致良知”還要特別感謝張忠團伙，如果沒有他們對他進行的百般構陷使他每天都在生死一線徘徊，他就不可能在這極端惡劣的人為環境中提出“致良知”。
王陽明對良知的評價非常高，他曾在給弟子的書信中說，考察人類歷史和神鬼歷史，發現“致良知”三字是聖門正法眼藏，能規避災難、看淡生死。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縱然無邊風浪，只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風破浪，可免於沉沒。
聽上去簡潔明快的“致良知”真的有如此神奇？王陽明的回答是堅決的肯定，不過他也有擔憂，說：“就是因為致良知如此簡捷，很多人會不太重視，走向歧路。實際上，我的致良知之說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真不可以輕視。”
王陽明這種擔憂是必要的，多年以後，王陽明心學的衰敗就是他這種擔憂成了事實。我們也無從明白，王陽明怎麼會把“致良知”看得如此重要，並且預見性地認為人們在學習良知學時會走歪路。
依我們之見，致良知無非是用良知去為人處世而已，這有什麼難的？可王陽明卻說，人人都明白，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做到。一件壞事到眼前，良知明明告訴你不要去做，可無數人還是違背了良知的教導。這就是王陽明為什麼說“致良知”看似簡易，其實艱難的原因：知行不一。
按王陽明的意思，如果我們做每件事都按良知的指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