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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踏破了興隆寺的門檻。本年最後一個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報到，這是個掛職，所以他不必到任，於是他下定決心在北京傳播心學。1511年正月，就在他躊躇滿志準備做精神導師時，他的兩個弟子爭論起來。但爭論的內容不是他的心學，而是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
王陽明的弟子王輿庵讀陸九淵，津津有味，又去讀朱熹，味同嚼蠟。所以他認為陸九淵心學是聖學，而朱熹理學則是偏門。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認為朱熹理學是聖學，陸九淵心學是禪，和他們儒家毫無關係。
兩人辯論許久，不分高下，於是請王陽明裁判。王陽明高度評價了兩人的學術辯論熱情，但也指出，學術辯論是要明理，你們二人的辯論中充滿了意氣，你們是在分勝敗，並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執一端，無論是對朱熹還是對陸九淵都沒有全面領會，所以就是爭論出個勝敗來，也毫無意義。最後他說，“是朱非陸”已是定論，徐成之不必為朱熹伸張，朱熹是對的；王輿庵你就是為陸九淵辯出花來，陸九淵的學說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對這種答案很不滿意，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好像陸九淵受了不白之冤。王陽明苦笑，他對弟子的執著很讚賞，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們應該很有信心地確定，王陽明心學是從朱熹理學牢籠裡衝出來的，他在龍場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撥亂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聖人處此該如何”的求索合二為一，才迸發出了心學的火花。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朱熹理學，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學。但當他建立心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後，發現這一思想早被陸九淵定型了。問題是，他對陸九淵心學沒有下過功夫。王陽明心學和陸九淵心學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說，如果他對人解釋，我的這個“心即理”和陸九淵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沒有人相信。但我們知道，他的心學和陸九淵心學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說的，陸九淵的心學有點“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陸九淵不太注重實踐（事上練）。
如果他說，朱熹是對的，那麼實際上，他的學說和朱熹的學說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他說陸九淵是對的，那就會被人誤會為禪。
經過反覆思量，他還是決定做一次裁判，其實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陸九淵的是非，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心學正名。
他評判道：一直以來，大家都把側重修養（尊德性）和側重學問（道問學）分割，實際上，二者是一體的。大家都說，陸九淵側重修養，朱熹側重學問。但陸九淵未嘗不讓人讀書窮理，他也不是整天靜坐在那裡胡思亂想，所以說他是墜入虛空的禪，毫無道理。而朱熹也未嘗不側重修養，只是他把時間都用到了學問上，修養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說，無論是陸九淵和朱熹，還是王陽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為聖人。只不過，朱陸二人在方法的選擇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陽明則主張，修養和學問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後他說，我對朱熹老夫子是相當崇敬的，他的理學散發光輝幾百年，不必讓我來畫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遺憾就是陸九淵被世人汙為禪，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陸九淵這樣的遭遇，也會在孔廟裡黯然落淚的。
王陽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們不要為古人爭長短。在後來他給弟子聶文蔚的信中，他這樣說道：“為朱、陸爭是非是枉費心力……朱熹與陸象山兩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後世的眾多議論，是因為他們的工夫還不精煉、純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難免。而程顥在這上面就表現得比較公正。他與吳涉禮談論王安石的學問主張時說：‘為我盡述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這種氣象何等從容啊！……希望你能讓同仁們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對錯，不要理睬朱、陸的是非。用言論詆譭他人，這種詆譭是膚淺的。若自己不能身體力行，只是誇誇其談、虛度光陰、浪費時日，這就是在誹謗自己，這樣就嚴重了。現在，天下的人都在議論我，如果能因此為善，那麼，都是在與我砥礪切磋。就我而言，不過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進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師’，作為學生，怎能連老師都不熱愛呢？”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史上相當重要的篇章——朱陸異同，因為這是王陽明為自己心學的正名儀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評判朱熹和陸九淵，實際上，他是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心學抬到顯學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簡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