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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這段話還透露出一個資訊。他初到南贛打敗詹師富之後曾給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奏疏，他認為賞罰不明才是南贛剿匪屢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他自認為能夠順利掃蕩群賊，歸因於他在忠誠地執行了賞罰。
固然，“賞罰公正”是一個組織前進的催化劑。但公正的賞罰只能保證組織本身的前進，它並不是組織解決外部問題的充要條件。王陽明南贛剿匪的全盤勝利，主要靠的是他非同凡響的軍事才能和行政才能。
王陽明在軍事上有三個過人之處。
一、不重形式，只重實質。王陽明之前的南贛巡撫都喜歡調動四省部隊，場面壯觀，聲勢逼人，卻寸功難立。王陽明認為這是搞形式主義，南贛地區千山萬壑，根本就不適合大部隊縱橫馳騁，而且勞民傷財。他動用的剿匪部隊其實只是機動部隊，人數最多時才一萬餘人。按他的見解，山賊未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所以野戰能力脆弱，全靠地勢存活，只要解決了他們倚靠的“地利”就萬事大吉。而解決“地利”的問題，一支驍勇善戰的機動部隊就足矣。
二、以毒攻毒，以賊攻賊。任何一個王朝的正規軍在軍事訓練中很少訓練山地戰。因為正規軍的主要任務是抵禦強大的外敵，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必須在大平原上進行硬碰硬的衝鋒戰，躲貓貓式的游擊戰簡直就是玩笑。所以正規軍一旦對付起山賊草寇，就力不從心。王陽明的策略就是以毒攻毒，以賊攻賊。最瞭解賊的不是官，而是賊。用賊攻賊，勢如破竹。王陽明重用受降的盧珂，就是此例。
三、心理戰。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永遠讓人摸不透他的路數。
在軍事才能之外，王陽明還有出色的行政才能。每消滅一處土匪，他就在土匪滋生處建立政府據點，崇義縣、和平縣就是這種思路的產品。另外，之前我們提到的保甲制、光榮榜和黑名單，都被王陽明在南贛地區全方位地實行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南贛鄉約》。
南贛匪患銷聲匿跡後，王陽明開始以一個儒家門徒的眼光看待匪患產生的緣由。儒家思想把個人道德抬到至高無上的位置，認為道德是靈丹妙藥，百病可除。王陽明把這種思想實踐化。他的心學認為，道德就在我心，不必外求，關鍵是有人並不想釋放它。
如果遇到不想釋放道德的人，王陽明和孔孟的辦法一樣：教養。孔孟、朱熹、王陽明都認為，家庭宗族鄉里的風俗環境，對個人的道德和行為影響極深。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孟母為了讓孟子有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曾多次搬家。王陽明則說：“天理固然在我心中，但如果一個意志力不堅定的人，生活在一個骯髒的環境裡，他的天理就很難顯現。”
按王陽明心學的意思，真正的聖人是在花街柳巷而能清白為人，不去做妓；是在強盜窩裡正身修心，不當強盜的人。可這樣的聖人鳳毛麟角，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被大環境影響的。所以，對於這大多數人來說，大環境是相當重要的。
不過王陽明也認為，單純和這些人講大道理未必有效，所以他的《南贛鄉約》不是道德教科書，實際上，它應該屬於命令，其中主要內容如下：
一、每一鄉的領導人（約長、約正）要幫助大家，必須對他所管轄區域內的人負責。任何人有疑難，鄉領導必須出面為其解決。鄉領導還要主動去了解人們的困難，如果有人作奸犯科，鄉領導就有連帶責任。
二、每一鄉的領導人要協助官府完成納糧的任務，勸一些頑民改過自新、恪守本分，以及勸誡大家維護地方安定。如果鄉領導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第一時間向官府彙報。
三、每一鄉的領導人有保護其所管轄人民的責任。如果有地方官吏、士兵等來勒索騷擾，鄉領導必須向官府報告，並追究官吏和士兵的法律責任。
四、每一鄉的領導人必須有處理管轄區事宜的責任和義務。在經濟事務上，鄉領導要勸令大戶、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貧難不能償還的宜以寬舍，不得趁火打劫，逼人為盜。親族鄉鄰若有紛爭、鬥毆等不平之事，不得妄為，當向鄉領導上訴。男女成年宜及時婚嫁，如有因為聘禮或嫁妝沒準備好而推遲婿期，要請示鄉領導，鄉領導要出面勸他們不要耽擱，隨時婚嫁。為父母辦喪事，根據家庭經濟條件，只要心誠盡孝就好，不必浪費。否則，鄉領導有權在糾惡簿上的“不孝”欄裡寫上他的名字。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南贛鄉約》從政治層面來講，很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