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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難行易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你為中國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餘年，一直惑於君憲的學說，不能贊成共和的主張，可見知是何等的艱難；一旦認識了，便能很快付諸行動，為革命出力，可見知後之行是容易的。”
孫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孫文學說》，楊度也曾瀏覽過。他對“知難行易”的觀點並不能完全接受。他認為這個說法只能解釋一部分現象，不能解釋全部。《尚書》的觀點也應作如是看。倒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比較可行。但是今天孫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轉變作為闡述自己學說的例子，又的確很貼切。楊度不得不佩服孫中山過人的機敏。他痛快地說：“孫先生的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誠如你剛才所說的，君憲已經過三次失敗，證明不能實行於中國。這一點，我們那年在永樂園的爭論已成定論；共和一定會取得勝利，這點也是定論。不過，”孫中山目光注視著楊度，停了片刻，繼續說下去，“革命還並沒有成功。民國八年，北京發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學生代表彙集上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我那時也在上海，聯合會成立後，我到他們那裡去演講，鼓勵學生們不要怕挫折，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時有個北大的學生領袖站起來對我說，孫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門的牌匾換成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要進行徹底的革命。當時不少人認為這個學生領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禮貌，但我不這樣認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話說得很對，我的革命一不徹底，二不成功，我和你們一道徹底革命。學生們聽了我的話都鼓掌。散會後我又找到那個北大學生領袖，對他說，你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們這樣的人參加，一定成功了。”
孫中山這種樂於接受批評的領袖氣度和對年輕人期望甚大的長者風範，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禪師的昔日政治活動家欽敬不已，心裡說：有這樣的領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業是會成功的。
“孫先生，你剛才說不久就要回到廣州去。請問，你到廣州後將如何進行你的革命事業？”與那年東京永樂園晤談時相比，彼此之間的地位，毫無疑問地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那時都是流亡異國的政治家，都是堅持自己主義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領袖。現在，無論是講實力，還是講信仰，客觀現實明擺著，彼此已不可能再平行了。楊度完全是以請教的誠意向孫中山發問的。
“皙子，我告訴你吧，我這次回廣州後將有一番大的舉動，中國革命的高潮將又一次到來。到時，國民革命將在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領導下，指揮著完全屬於自己的鋼鐵軍隊，再次北伐，徹底掃除禍國殃民的軍閥政客，統一中國，澄清政治。全國人民都將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按五權憲法辦事，一個獨立、自由、完整、安定的嶄新的中國，很快就要出現在東方，屹立於世界！”
孫中山說到激動時，霍地站了起來，一隻手插在西服褲袋裡，一隻手在有節奏地揮舞。楊度目不轉睛地凝望著這位流落上海的南方政府大總統：快到六十歲了吧，幾十年沒有休止的艱苦奮鬥，無以數計的錯綜複雜艱難棘手的軍國大事，顯然已嚴重地摧殘了他的身體健康，與東京會晤時相比，他的頭上已增添了不少白髮，臉孔也變得削瘦蒼白，但精神卻跟當年一樣的健旺，尤其是這種勇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豪邁樂觀的氣概，不僅沒有因屢遭挫折而減弱，反而比過去更為閎闊，更為雄壯。楊度深覺自愧不如。孫中山要掃除一切軍閥，曹錕自然也在掃除之列，孫曹聯合的計劃，不知他有無興趣。
“孫先生，你剛才說的前景，我想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會盼望著它早日來到。”楊度望著孫中山試探性地問，“掃除所有的軍閥，自然是乾淨徹底，但要帶來長時期的流血戰爭，假若現在曹錕願意與你合作，誠心推舉你出來重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則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廝殺搏鬥，使人民早得安寧。你願意接受嗎？”
孫中山將茶杯託在手中，沉思一會兒說：“曹錕不是革命者，他的內部也太複雜，很難把他們當作改造中國的力量來使用。但是，正如你所說的，與曹錕聯合，則可以使中國的統一早日來到。如果曹錕與他的部屬真正有誠意的話，我也願意與他商談合作的事。”
“好！”楊度高興地說，“世人都以為我現在是隻讀佛經，不問政治。其實，自從透過遊說曹錕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即在當今亂世中，超度一個軍閥，勝過超度一萬個百姓。所以，曹錕聘我為高等顧問，我接受了，吳佩孚要與我談禪，我更樂意，我要用我的無我宗來淨化他們的靈魂。”
“皙子，你真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