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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而認真的勘察，足跡遍及陵區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經過一番冥思苦索地選擇之後，於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禮部向皇帝呈奏了他們的選擇方案和圖示，禮部題：“據祠祭員外郎陳述嶺會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閆邦等先詣天壽山，四顧相視，擇得永陵東邊一地名譚峪嶺，昭陵北邊一地名祥 子嶺，東井南邊一地名勒草窪，俱為吉壤。”
萬曆皇帝覽閱之後，急命定國公徐文璧、內閣首輔張四維、司禮太監張宏及通曉地理風水的內外大小官員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來到陵區，按圖示登上譚峪嶺，俯首觀望，整個陵區盡在眼底。雖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發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卻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氣息迎面撲來。每到太陽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黃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騰起茫茫白霧，春風蕩過，白霧飄緲起伏，在殷紅的霞光中閃爍著綵綢般的光澤。青松、霞光、白霧恍如人間仙境，的確是興建壽宮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過譚峪嶺，又先後來到祥子嶺和勒草窪勘察。這裡雖然和譚峪嶺不同，卻也有獨特的風格和不容忽視的地理特點。就總體而言，和譚峪嶺難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張四維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處地址確為吉壤。”
三處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從中選擇一處，作為壽宮之地；而這個選擇，只能由皇帝自己欽定。於是，萬曆假借恭謁山陵行春祭禮為名，決定在閏二月十二日進行第二次“謁陵”。
聖旨一下，朝廷內外一片忙碌。禮、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職責，仔細地做著準備。到閏二月九日，突然狂風大作，黃塵蔽日，群臣無不驚慌失措。內閣首輔張四維認為天時不利，前行無益，並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訓）“謹出入”條，諫止皇帝放棄這次“謁陵”。萬曆選擇“吉壤”心切，不顧張四維的阻諫，毅然傳旨：“已將成，不敢中止”，決定繼續前行。
閏二月十二日，狂風漸小，紅日初露。萬曆皇帝由定國公徐文璧、彰武伯楊炳護駕，“率妃發京”。御駕前後，由鎮遠侯顧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勳衛孫承光，統率佩刀五府軍衛官30名，大漢將軍300名，其他武裝軍校四千餘人，浩浩蕩蕩，向天壽山行進。
御駕尚未出動，京城便開始戒嚴，每座城門都由一位高階文臣和武將共同把守。皇弟潞王當時尚未成年，即參加戒嚴事宜。他的任務是把鋪蓋搬到德勝門的城樓上居住，密切監視御駕必經之路。這支聲勢浩蕩顯赫的隊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裡，其他隨從人員則臨時搭蓋帳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幾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學校的教官被引導在御前行禮，不能稍有差錯。
萬曆發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鞏華城赴天壽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備用“飛雲輦”，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衛們趕上前撲救，總算保住“飛雲輦”，未釀成大災。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驚失色，議論紛紛。張四維認為，這是“上天的警告”，即勸萬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隊伍到達陵區。萬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顯，主要是尋覓及視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謁陵為名，那麼謁祭在所難免，種種儀式自然應當周到齊備。因此，在出發之前，禮部必須斟酌成例，擬訂各種詳情細節，有的陵墓由皇帝親自祭謁，有的則由駙馬等人代為行禮。十四、十五兩日，萬曆在拜謁完長、獻、景、裕、茂、泰、康、永諸陵之後，還要親祭長、永、昭三陵後邊的主山，後經張四維諫阻，才勉強作罷，只命駙馬等人去代行祭禮，以示誠意。
十六日，萬曆率隊依次到祥子嶺、譚峪嶺、勒草窪三處詳細察閱後，對三處地址皆不滿意。十八日，萬曆回宮，並立即諭禮、工二部及欽天監諸官，再去選擇二、三處來看。禮部見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萬曆：“臣等既已寡昧，請允許張邦垣多帶些通曉地理、風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選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選擇。”對於這個奏本，萬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聲色，當即給予允可。並諭令：“凡在京有諳曉地理風水的內外大小官員，都可到天壽山參與實地踏勘。”
萬曆的這一諭旨，不但未給禮、工二部帶來方便，反而加深了選擇“吉壤”的難度，以至最後矛盾重重，並生出許多阿諛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鋒
就在禮、工二部重新組織人馬，緊鑼密鼓地赴天壽山再擇“吉壤”之際，有個名叫樑子琦的通政司左參議，感到建立奇功的機會到來。於是向萬曆陳奏：“臣子琦自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