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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父親等等歷史問題，處在反革命邊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問題了。所以這一段流亡，並不是詩，也不是畫，更沒有那麼多詩情畫意，而是現實，一次一次說不完的痛苦現實。
“課堂上講不完的舊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離現實又太遠了。有時候我後悔，還不如考個地質系去做一名地質隊員，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礦，找不到金礦銀礦石油礦，就登上高山斷崖，雙眼一閉，身體向前一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今天，趙其昌的情緒很不穩定，有時激動，有時消沉，談起話來雜亂無章，有時夾雜幾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緊閉雙目，無心再聽下去，偶爾眼角滾出幾滴淚珠。小木屋一片寂靜。外面那惱人的雨，淅淅瀝瀝，卻越下越大起來。
三個月後，姑娘不再來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問發生了什麼事，趙其昌眼含淚水回答：“我把家庭歷史問題都告訴了她……”
1957年是個多事之秋，全面徹底地清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號角已在中華大地吹響。這是一個滋生政治激情的時代。對於他們的分手，似乎沒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議的。
有情人終成眷屬
1990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們來到十三陵特區的裕陵村，尋訪一個期待許久的愛情故事。
三間不大寬敞的屋子裡，高保發坐在案桌前，就著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飲。兒媳婦在外屋做飯，小孫子在一邊蹦蹦跳跳地玩耍；兒子幹活還沒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裡瀰漫著炊煙，使人感到沉悶和窒息。
這是一個從苦難中走過來的家庭。也許我們心中裝著過去的那段美好時光，才對今天的這個家庭生髮更多的悲壯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當初他遇到這個女人，併發生了激盪人心的愛情故事，或許三十年後不會有那麼多人記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儘管他也曾做出過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而轟動發掘工地。
高保發在眾多的民工中，並不特別顯山露水，那時他才十八歲，十八歲的人生並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樣整日默默無聞地在探溝裡勞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傳開，起因是為一把鐵鍬。
每天早上一開工，民工們就一窩蜂地擁向工棚爭搶輕便而順手的鐵鍬，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腳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發搶到一把鋒利的鐵鍬後，心生一計，收工時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來，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個月後，秘密被發現了。一個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後，又悄悄扒出來，換一個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發像從前一樣來到原地，扒了半天卻不見蹤影。民工們鬨然大笑，他只好紅著臉，去工棚撿了把最差勁的鐵鍬走下探溝。從此，高保發開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關注的是，他竟從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來，而安然無恙！
第二道探溝的發掘工程一開始，發掘隊就找來會做木工活的民工許進友，在探溝兩側搭起一個腳手架，當探溝挖下兩米深時，便由人站在腳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溝繼續挖入地下7米，高保發站在腳手架上正一筐筐艱難地把泥土從溝裡提出。突然，“轟隆”一聲，腳手架木板斷裂，架子倒塌，高保發向探溝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時都是徒勞，只有瞪著一雙雙驚恐的眼睛，望著他下沉的軀體，等待命運的判決，剎那間高保發在大家的心中，傷殘或死亡已成定局。因為他的身體上面，跟著落下來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蹟發生了：高保發落地後，一個急滾翻，滾到一堆剛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離他頭部只有幾厘米的地方，嚇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來，沒事一樣撲打撲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溝。高保發從此名聲大振，也有人預言：“高保發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預言，不久便得到了應驗。
工地從機械化發掘後，原來的民工已不能滿足需要。於是，發掘隊又從附近農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歲的姑娘。因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豐富多采起來。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劉精義突然提議要小夥子和姑娘們輪流唱歌，雖然得到一致響應，但沒有人願意出場。最後高保發自告奮勇，站出來唱了一首《達坂城的姑娘》。
歡笑過後，臨到姑娘出場。她們更是羞澀，捂著臉不肯露面。最後還是白萬玉老人攛掇，讓十七歲的劉桂香登場。
劉桂香身材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