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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也不回地鑽進車走了。表姐說：“這男的誰啊，怎麼這麼逗啊。”姐姐抹了把臉，笑著說：“一個傻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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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工作後的姐姐接了母親的班，掌控起全家的財政。每到年底，她會做好一份幾頁的家庭財務報表給我。我一次也沒看過，她收起來說：“你不愛看沒啥，但我必須得做。”她繼承了母親當年的勤奮和省儉，卻遠比當年的母親強硬和專制，她嚴格控制全家人的零花錢。兩個家庭，九口人，幾乎都要看她的臉色行事。
姐姐依舊戀著孃家，一身警服氣場強大地邁過故鄉的老街，接受每一個巷口每一位長輩的問候和讚許。鄉親們來串門的越來越多，母親驕傲地炫耀這是女兒給買的那是女兒給買的什麼都是女兒給買的。父親喝酒後被人打，她帶領派出所一幫幹警衝到對方家裡，直到對方賠禮道歉。家鄉的人去監獄探監找她通融，事後她將人家送的購物卡硬生生退回，她在故鄉人面前始終保持一種勝利者的姿態。
2007年，我大學畢業私自進京謀生，她旗幟鮮明地站在父輩一邊與我開戰。她逼我回老家工作，逼我回遷戶口，逼我相親，逼我買鹽。我怒道：“買個屁鹽！你大小也算個國家幹部，承蒙黨和人民教育多年，就這點覺悟。”她樂了，樂完繼續板個臉說：“少廢話啊，人家都買你憑什麼不買，你買不買？”
2012年，這個女人突然變得溫和了許多，或是多年操心過度，榨乾了她最後一絲跋扈。她偶爾會在跟我吵架失敗後略帶傷感地說：“你看我是不是有點老了，也有白頭髮了，是不是更年期要來了？”我說：“別別，您才三十五，更年期早著呢。”她說：“你到底啥時候才能結婚！”
某日，全家人在院子裡聚餐。席間父親說前些天遇到大喜了，晚景淒涼，老兩口被兒媳婦趕到養老院居住，窗破無人修。我順便問起：“如果當年你和班花那場架你打贏了，會是怎樣？”她說：“那時候小孩子一個，懂個屁。”
姐姐帶女兒開車送我去火車站，邊開車邊嘮叨：“是，咱家那時候是窮，是受過不少欺負，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你不能總像個孩子似的看不起老家人。你不回來工作，沒關係，但我告訴你，外面的朋友再多，畢竟心上跟你隔著一層，老家的人再不好，畢竟和你水土一脈世代同處，那種埋在心底的情分兒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回京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姐姐離婚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女兒都拋棄了她，連工作都丟了，她重新變回當年那個無路可走的窮姑娘。我把她接到了北京，幫她找工作，幫她物色男伴。她不想工作，對男人也死了心，我就養她一輩子，守她一輩子，直到她比我先老去，直到她比我先糊塗。我坐在床邊給她餵飯，她撐開皺紋邊吃飯邊瞪眼瞧著眼前這個老頭子，瞪了半天，認出我是誰，然後望著窗外說：“蛋，下雨了，咱娘怎麼還沒回來。”醒來後，我哭得一塌糊塗。
我給姐姐打電話說：“剛才你在夢裡可慘了。”
“我過得好著呢，亂夢個屁，我說你到底啥時候才能結婚！”
站在三十歲的門檻上
文 / 鄧安慶 作家 @浮塵錄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媽媽生下了我。現在媽媽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們都永遠在那個老屋裡，而我總是從一座城市換到另一座城市，出發的地方總有不同。打電話回家，他們問我在外面過得好不好，我說好啊，吃得飽穿得好。我問他們好不好，他們說好啊，天氣好收成好。他們總問我吃飯了嗎，說著說著又問我吃飯了嗎。吃飯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們生在饑荒的年代，爸爸小時候在全家出去討飯時差點被賣，他們總是忘不了飢餓的感受。最新鮮的一次，是跟九歲的侄子通話，過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個模糊的小孩，現在他卻能清晰地表達。我問他轉學的事情，問他有沒有朋友，我其實也很想跟他說：“九歲時，你的爺爺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學會了站在凳子上拿著鍋鏟做飯。”
我們的生活交集得越來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題漸漸變成催婚。無論什麼話題都會轉到結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這樣的重複，便說：“我有我的生活。”媽媽在電話那頭質問：“你怎麼這麼自私？你考慮過做父母的感受嗎？走在垸裡，跟人家說話，人家問起你的事情來，我都不好意思說什麼。”我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我嘗試費力地講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們茫然地回應著。他們在那個永恆不動的小村莊裡，聽著一個在遠方不斷流動的聲音。我不敢說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