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去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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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飯，車子停在大廈的地下室停車場，那裡空無一人，經過幾個迴廊，也冷冷清清。走出電梯進入那坐落於巴黎高尚住宅區的公寓，一進門，大廳中間一張圓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盞水晶燈。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顧她的是一名中國女傭。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在巴黎有個小公寓，她在巴黎這所公寓比我的夢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卻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們說了些什麼不太記得，只記得在巴黎消磨的快樂時光。

結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們一同回港，在機上我問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嗎？她說算命的說她命中註定要離鄉別井，這樣對她比較好。

飛機緩緩地降落香港，我們的神經線也漸漸地開始繃緊，她提議我們分開來下機，我讓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頭條，報道她回港的訊息。

二零一三年來臨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為睡不著，開啟窗簾，窗外滿天星斗，拱照著蒙上一層層薄霧的橘色月亮，詩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裡輕哼著“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離去，我悵然若失，總覺得我們之間的情誼不該就這樣結束了。

這些年她經常在我夢裡出現，夢裡的她和現實的她一樣—謎一樣的女人。奇妙的是，在夢裡，世人都以為她去了天國，唯獨我知道她還在人間。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我與張國榮

憶

我遲到了五分鐘。

金聖華已經坐定在文華酒店二樓Clipper　Lounge長廊邊的位置，自從張國榮走後，為了避免傷感，我總是避開這條我跟他曾經坐下來談心的長廊。

聖華是我婚後認識的朋友，我們的交往過程中經歷了SARS的歲月和雙方父母相繼離世的哀傷，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過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們的學問也很懸殊，她早年留學法國，拿了博士學位，曾經是翻譯學會會長，在中文大學執教多年，而我們竟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優雅婉約地跟我聊起近況，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裡浮現的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面跟我說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將……”不一會兒思緒飄到了淘大花園非典（SARS）傳染的前夕。當時我們分別與朋友在以前的麗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與他同桌的陳淑芬打牌。她沒空，我失望地轉身離去。“青霞！”身後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叫住我，是國榮，他說：“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麼會？—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後一場麻將，記得那天他“衝”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後又連放了幾把炮。我們打的是小牌，輸贏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強，事後很過意不去。

那一刻，我腦子裡有兩條軌道，一條憶著過去，一條機械化地回答聖華的問題。還好她沒看出來。好不容易雙軌變成單軌，專注地聽她問起我寫作的近況。迎面走來兩位穿著得體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認出那位穿著墨綠呢子西裝外套的中國女人。她保養得宜，面孔和十幾、二十年前一樣。還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們隔著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後環抱著她。我抱住的是過去那些迷失的歲月。她是見過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係邊個？”我操著一口標準廣東話：“你永遠估唔到我係邊個？”她沒有動：“再講多一句！”我抱著她不放，輕笑說：“我再講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謝謝你的擁抱。”

聖華喜歡聽我說故事，經常我們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開始。我重新回到座位，這會兒才真正地回到當下，專注地跟她聊起我剛剛擁抱的往事。

認識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馬旦》和《夢中人》那一年。在搬進新世界公寓之前，聽朋友說這間公寓住進去會不好，他們所謂的不好是搬進去的人都很孤單寂寞，我心想，這有什麼不好，我老早已經孤單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樓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們住在那兒的單身女子經常到她家打牙祭。還記得她家一進門右邊小小的開放式廚房，正對著客廳和餐廳，我經常在廚房外欣賞她做菜的樣子，只見她輕輕鬆鬆，抓鹽、倒醬油、炒菜，在那個小方塊裡面就像在跳華爾茲。現在回想起來，她本事倒真大，一個人燒菜煮飯招呼十個八個客人，一點也不費力。

有一天不開工，我賴在床上不肯起，賴到下午三點，一邊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