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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建築，而法國盧浮宮等也不存在防火、用電問題。長期來看，只能透過修建地下故宮來解決這一問題。
故宮被盜的不是文物，而是臨時展品。這種事情誰也想不到，不會再發生了。
49．中國在你腦中是什麼概念？
Q 夢之一半問臺灣地區的“80後”和“90後”
對於你們，中國是一個什麼概念？大陸在你們的眼中是什麼樣子的？從一出生，你們看到的就是你們腳下的那片土地！接受的就是你們大人給你們的教育！吃的就是你們那兒成長的瓜果牛羊！對於隔海相望的“公雞”，你們的體會也許遠沒有你們的父輩那麼深！那麼在你們眼中，對於“迴歸祖國”這事兒是否像大陸大多數人一樣熱情？
A 臺灣大學社會學碩士在讀學生小時候答夢之一半
不可否認，因為歷史因素臺灣對大陸存在許多複雜的情緒，這份複雜的情緒在我們父祖輩當中也許表現為鄉愁，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卻免不了困惑。事實上，我是典型受中華文化教育長大的孩子，在文化上對中國古典事物有很深的孺慕之情，這份孺慕之情來自於想象的中國。但是，文化上的親近並沒有讓我們對大陸感到親近。
對我來說，文化上的傾慕和全盤認同是不一樣的。我這一代的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會對兩岸問題感到困擾，因為大家越來越清楚二者有了不同的程序。
更進一步來說，我發現大陸人對臺灣的想象也是很矛盾的。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我在上海做足浴的時候跟一位大姐聊天，她很熱烈地問我關於臺灣的事，也表明了對“同胞”的熱烈歡迎。
有趣的是，談話快要結束時她突然問我：“哎呀，你的普通話怎麼講得這樣好，那些從日本、韓國來的人都不會講普通話的。”
今年我去了一趟上海，發現大陸社會氣氛有了些轉變，越來越多人開始更開放地思考自己和國家的關係，我相信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不是壞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得以鬆綁，我認為這是進步的象徵。很期待未來世界看到的大陸也能有不一樣的面貌，就像我看到的那樣。
》 Q49延伸閱讀
愛麗絲的秋海棠／楊佳嫻
作為一個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的臺灣人，我剛好經歷過威權時代與非威權時代的過渡。解嚴的時候我九歲，來年蔣經國去世，我當時不知道這代表什麼意義，只是發現附近一所提供給半工讀學生的宿舍，那些藍制服的青年全都跑出去，聚集在雜貨店裡看電視，交頭接耳。一種奇怪的氣氛在串流。
而我在南方的臺灣第二大城高雄長大，這座城市一度被當做“民主聖地”（曾發生過“高雄事件”，逮捕了許多國民黨外運動人士），可是，某些自由思潮，也很奇怪的，比起臺北，還要慢一點才影響到中小學內的校園生活。所以，我擁有令我的同年紀臺北朋友錯愕的若干經歷。
例如，小學時代，班級導師發給每個同學五張卡片，假如聽見同學說臺語，就可以要求該位同學交出一張卡片。學期末，統計每個同學手上卡片的多寡，卡片越多，表示“國語化”得越徹底，方言說得少，是好孩子，好國民。我記得那時草木皆兵，連發出本地的發語詞“欸”，也會有一群同學一擁而上大叫：“你說臺語！給我一張！”那時候，我們以為對岸的人民全是講“國語”的，如果有一天真要“統”在一起，我們一張口就是臺語，久違的同胞會聽不懂。
或者是，我曾長期擔任升旗典禮司儀。每逢假日，前一天就要在朝會時舉行慶祝大會，“青年節慶祝大會”、“行憲紀念日慶祝大會”之類。我把白制服拉平了，攏一攏頭髮，端立於司令臺一側，自覺以比平日肅穆三倍的聲音宣佈：“紀念大會開始——現在恭請校長為我們致辭！”典禮結束，臺下同學們額上大珠小珠，誰也沒在聽，互做怪表情，用腳尖踢來踢去。重點是，最後我得以昂揚的聲情帶領全校同學呼口號，口號內容不外乎“服從領袖領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類。參加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無論如何，到了結尾也一定要寫“拯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以表示我是時時刻刻把這樣莊重的信念放在心上。
可是，也許是因為那已經是戒嚴文化末期，一切都形式化了，我其實是從來都不知道“大陸同胞”陷於怎樣的“水深火熱”之中的。我只知道，大陸很大，省份很多，各省物產和交通路線得背起來，假如考卷上面問你：“王小明想搭乘火車從福州到北京去探望舅舅，他會經過哪些鐵路？”必須能正確作答。
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