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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就存在的事實，到正式頒佈《公司法》以及中央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可以按資本進行分配，也明確城鄉居民可以將儲蓄等個人資金投入企業參加收入分配，經歷了十來年的時間，”沈淮說道，“而當下國營廠改制，要是一切都在現有的框框裡轉，又談何試點、談何實質性的突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國內可以按照資本進行收入分配，雖然沒有明確將國營廠納入其中，但也沒有將國營廠排斥其外。對國營廠管理人員的獎懲激勵，一直以來都是改制工作的重要內容，但多年來沒有實際性的進展。承包制的‘兩包一掛’，也只是要求企業職工工資總數與企業效益掛鉤，但說到對管理人員的獎懲，大體還是執行八六年推行的規定，認為管理層個人收入可以比職工高出1到3倍。想更一步的拉開差距，則變得困難而苛刻。要深度進行產權方面的改革，要從根本上讓管理人員跟企業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同生死、共進退，要從根本上改變管理人員的獎懲辦法，要使管理人員有可能獲得普通工人十倍甚至百倍的薪資收入，管理人員放棄國家幹部的身份，則是必然的前提條件。雖然現今社會，既當官又大發橫財的不在少數，但在明面上，從現行及即將推行的體制，則不存在既當官又發財的好事。我這麼說，趙廠長能夠理解？”
聽過沈淮一席話，趙益成才略為明白，沈淮之所以強調改委任為聘用，實際也是要在現行的法律法規及現實基礎之上，尋找國營廠進入深入產權改革的可行道路。
談到廠領導層個人收入的問題，趙益成是深有感觸。
他作為市鍛壓廠的廠長，昧著良心，一年撈幾十萬的黑色收入，不是太困難的事情，但他明面上可以從市鍛壓廠拿到的工資跟獎金，通常最高只可以比普通工人高出三倍。
“關於當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其實早就確立，就是‘效率第一，兼顧公平’八個字，而不是反過來說‘公平第一、兼顧效率’——改革，就是要尋找一條新路，既不能嚴重牴觸現行法律，但又要有所突破。拿一句罵人的話來說，就是要‘鑽法律空子’。‘鑽空子’，能把企業辦好，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就是改革成功。想踩著現有的、安全的道路去走，那不叫試點，也不叫改革……”
趙益成跟沈淮沒有過什麼接觸，只是從站在遠處看著梅鋼的業績鮮明，看著沈淮依仗市委書記譚啟平這個大後臺在梅溪鎮、在唐閘區橫行無忌，但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叫他認識到背後沒有那麼簡單。
而聽沈淮一席話，趙益成也能知道沈淮看上去年輕，但對國內經濟體制的利跟弊，有著比他們深入得多的思考，以及有著比他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的目光。
說到廠管理層使用的委任制與聘用制，利弊關係不難解釋。
不過，中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體制上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照搬西方國家的企業治理經驗，很可能會跟國內的現行法律、法規嚴重衝突，從中尋找出合適、能對現狀進行有效突破的道路，才能彰顯出改革人才的可貴。
聽著沈淮談得這麼深入，趙益成心裡對他的牴觸，也彷彿給一杯杯入腹的溫熱黃酒融化……
企業改制是個大話題，聊到凌晨兩點鐘，幾人喝下四熱水壺的黃酒，也才揭開冰山一角。
不過防雨布搭的棚子裡，其他食客也都離去，店老闆夫婦也是耐心專等他們離開。沈淮看了看腕錶，對趙益成說道：“今天就喝到這裡，改天再揪住海鵬請客，痛快的喝一頓——我考慮讓鵬海貿易也從其他人手裡收購少量的債權，這樣才有光明正大的藉口，把海鵬揪出來請客。”
“楊總要是不擔心市鍛壓廠身上爛債多，可以直接借錢給我們啊。說實話，市鍛壓廠現在就缺少週轉資金……”趙益成說道。
“說實話，”沈淮聽著趙益成的口氣也沒有起初那麼強烈的牴觸，知道找他來喝這頓酒還是起了作用的，說道，“市鍛壓廠當前是要把債務關係、財務關係理順過來，暫時還不宜新增加債務。等改制工作以及這兩件事做好之後，多增加一兩百萬的週轉資金，也就不會成什麼大問題。而市鍛壓廠只要能穩定運營一段時間，且有持續改善的跡象，到時候直接啟動債轉股，也會相對容易很多……”
管理層持股、亦或對國營企業的債轉股等在國內出現的新形式，都基於國營廠股份制改革之上，也源於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對社會收入分配形式的補充說明。
梅鋼早初改制，由於其鄉鎮集體企業的身份，相對比國營廠要靈活一些，阻力要少一些。沈淮拖後一年，決心借債務問題，將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