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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騙的事情當然不是沒有：方隅曾經找過一份抄寫的工作，抄一個信封五分錢，寫錯的話則倒扣五角。他們剛領到這份工作的時候實在是開心極了，兩個人神叨叨地特意換了個60W的電燈泡，把寫字檯推到燈下，夏小伊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方隅則坐在床邊，兩個人像瘋子一樣寫字。第二天一大早，方隅就欣喜若狂地抱著一大摞寫好的信封去了，一共五百個。可是誰知道，結果卻慘遭退回並勒令賠償。原因是他們兩人過於“精心”，老老實實的把目錄上廠長啊經理啊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寫了上去，而“按照規矩”，收信人一欄應該統一寫成“負責人（收）”，如此字樣。
方隅垂頭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聽分活給他的某經理口若懸河的批評，末了那人“善心大發”，指著他數落道：“要不是看著你人還算老實，就不給你補償的機會了！”這個意思就是說，若不乖乖聽話的話，就要以單方面違約論，扣掉方隅找這個工作時付出的兩百元押金，將他掃地出門。
那五百個信封被退回來的那一天，夏小伊來到北京後第一次哭了，方隅聽到她哭，突然大發雷霆、摔門而去。他在街頭遊蕩了兩個小時，回到家裡時赫然發現，夏小伊正僵硬地坐在燈下抄寫信封，兩個眼睛腫得好像兩枚粉紅色的核桃。
夏小伊終於是把那“賠償損失”的五千個信封寫了出來，又瞞著方隅，自己偷偷去要放在抄寫店裡的那兩百元押金。她並沒有在心裡戰鬥很久，就毫不猶豫的使上了一點“小手段”——和她在大學的時候用在頑固的宿舍長身上的辦法差不多，並且效果一點兒都不比那回差。她又一次當眾表演“水淹七軍”，一雙閃亮的烏漆大眼噙著淚水，凝定地、卻又有些羞答答地望著對面那個腦滿腸肥的“某經理”；任眼淚淌過面頰，一滴一滴落在領口的荷葉邊上，卻不肯抬手擦去——她一邊哭，哭得惟妙惟肖，思維卻突然跳回了一年多之前，跳回了在大學裡的那些日子。現在想起來彷彿有前生那麼遙遠，彷彿一個做過的夢而已……
結果夏小伊又一次如願以償，她的哭聲打動了在場所有的人，包括一個也來領活的五十多歲的大娘。某經理當著她的面撕毀了和方隅簽訂的合同並且將兩百元雙手奉上，早已忘記合同中那有精明無比的條款：“只有完成價值一百元報酬以上任務後，方可取回押金”。那位經理在親自送總算破涕為笑的小美人兒出辦公室的時候，不忘說道：“如果小姐想找一份比較輕閒的工作的話，敝處正有一個秘書的缺兒，小姐有興趣可以試試。”同時不忘捏了一下夏小伊的手。夏小伊並沒著惱，她才不會傻到相信自己遇到了一個“施恩不圖報”的濫好人，她懂得什麼事情都要付出代價，捏就捏吧，又不會少塊肉。實際上她的所有心思都放在手裡那失而復得的兩百元上了，她走出辦公室、走到陽光下，她已經把這一輩子要寫的信封都寫完了，永永遠遠不會再回到這裡——夏小伊如此想著，咯咯笑了起來。
她用那兩百元錢付了一部分積欠的房租和水電費，然後用剩餘的零頭在路邊的地攤上給自己買了只廉價的假銀手鐲。她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奢侈”了，戴上鐲子的時候，心情好得無以倫比……
當然，這一次的整個事件，她都沒有告訴方隅。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他們彷彿轉了運，入了冬，方隅找到了一份酒吧的工作。雖然他並不能說會道，但是很誠實，而且嗓子不錯，有時候還客串唱兩支歌。長髮、高鼻深目、沉默寡言，臉上的線條有一點似西亞人，一曲模仿齊秦的《狼》唱起來，搏得滿場掌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酒吧地點離家相當遠，而那附近的房租價格根本不是他們所能負擔得起的。酒吧三點鐘打烊時早已沒了公交車，方隅每天夜裡都必須走整整兩個小時才能回來。
不過比起之前，夏小伊常常半夜裡喊著“錢”字驚醒的日子來說，那一段生活已經好似天堂。雖然沒賺多少，但是總算穩定了下來，總算看到了進步的希望。現在夏小伊又開始無限活力，積極地和方隅一起過晝夜顛倒的日子——每天下午兩點送他去上班，兩個人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一站路又一站路，說些沒有營養、沒有意義、無聊透頂的廢話。
方隅越是那樣笨嘴拙舌，夏小伊越是故意逗他。她蹦蹦跳跳地走著，信口胡說：“喂！呆瓜，別埋著頭只顧走路，小心我走丟不見了！”方隅抬起頭來望著她，眼裡都是溫暖的神采，他看見夏小伊穿了件半舊的駝色大衣，沒圍圍巾也沒戴帽子，頂著北京的冬季裡最廉價也最奢侈的燦爛陽光，小臉凍得通紅，嘴巴里呼著白色的氣體。她在他的視線裡跑著跳著，彷彿一刻也安靜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