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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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日記本沒得到，要的人太多。也是怪呢，越是不識字的人越是喜歡那本本，拿著封信到處求別人念”，老鄧如是說。

在坑道里天天吃餅乾，缺維生素，所以蘋果是好東西，一人分一個，剩下的由指導員統一管理，保管蘋果的任務自然就落到指導員的通訊員老鄧的頭上了。

端午節中午，老鄧正在坑道里忙著往彈藥箱子裡收拾蘋果，這時候炮響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塵土飛揚。打了幾個月的仗，老鄧當然知道這是敵人要進攻了。可是，當時他並不知道，這將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戰鬥。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鮮談判談談停停的時候，雙方在板門店桌子邊爭吵得越熱鬧，三八線的戰場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鄧他們得到的訊息是這樣的：“美國的無產階級是反對侵略戰爭的，想擴大戰火的是杜魯門和資產階級一夥。”因此“反動派不肯認輸，我們就把他打回談判桌去”。根據這個原則，從5　月份起，陣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會說英語的廣播員負責給美軍中的工人階級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鄧他們則專門負責消滅屬於資產階級的那部分壞蛋。

英語廣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說，反正敵人進攻的強度不見減弱，密度倒還有所增強。

這一階段的戰鬥都是圍繞著陣地的爭奪與反爭奪而展開的。“連長和指導員每天都不停地說要堅守陣地堅守陣地，一步也不許退。我們的部隊是渡江英雄營，連長和指導員都是最勇敢的人。”

說是要堅守陣地，可是堅守也不容易。陣地上的土早被炸彈犁鬆了，“不能挖戰壕，坑挖深一點，炮彈一震就把你埋到裡面去了”，“只挖個膝蓋那麼深，前面用土麻袋擋著，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槍，步槍要掩護機槍。敵人進攻，在前面跑著的那些我不管，那些歸機槍打。我們打蹲著的和趴著的，蹲著趴著的傢伙你不打他，他就瞄著我們機槍幹了”。老鄧還說：“我們當然也打敵人機槍，但敵人機槍的打法和我們不一樣，我們的機槍手都是好戰士，擺在前面，打得最狠；他們的機槍躲在老後面，膽小。”　2

1953年端午節的中午，老鄧聽見炮響，趕緊把蘋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掛了個銅喇叭，拎起槍就站到指導員旁邊。按以往習慣，指導員負責機槍組，所以這時幾個機槍手也跑了過來，可指導員一擺手，讓他們跟連長去。

原來這天坑道里有客人。從6　月份開始，二十四軍在上甘嶺戰區逐漸轉入進攻態勢（老鄧他們這個陣地就是不久前才佔領的），當時部隊的口號是“一鼓作氣，消滅美三師”。為了配合這個形勢，朝鮮方面也開展了宣傳活動，這天正好有一個人民軍的政治軍官和朝鮮青年團的一個同志來連隊採訪，現在戰鬥打響了，指導員先要把他們送回去。

指導員讓老鄧幫朝鮮同志把採訪包揹著，一邊坐著談話，一邊等炮停。

從炮一開始響，連長就守在坑道口，看見炮火延伸，連長手一揮就帶著一個排衝上去了。接著，指導員、老鄧和朝鮮同志也來到坑道口，準備等我軍的反擊炮火開始之後，沿著運輸線返回到團部去（師、團的前指離陣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師、團部離一線卻要遠得多）。就在這時，敵人的炮又響了。指導員趕緊指揮戰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會，陣地上抬下一個人來，是連長。

連長的背被炸開了，像血糊的一樣，抬進來後只動了幾下就嚥了氣。指導員當時眼睛就紅了，他和連長是老鄉、老戰友，年紀差不多，平時點一根菸都要兩個人分著抽的，關係極好。指導員不讓別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連長裹上，然後問上面的情況怎樣？連長的通訊員哭著回答：“美國人，人很多。”指導員於是對朝鮮同志說：“對不起我不能送你們了。”

指導員安排老鄧把兩個朝鮮人送回去，並且讓他把一個包交給團政治部，那裡面有連隊的戰鬥日誌和全連戰士的決心書。決心書的事，老鄧知道，那是指導員寫的，分蘋果的時候還張羅著大家簽名字。每次祖國人民送禮物給志願軍，前線部隊就用決心書當作給慰問團的回禮。

指導員話還沒有交代完，那個人民軍的軍官就把照相機掛到了老鄧的脖子上，並且說“不用送我，我必須留下來”。旁邊的那個朝鮮青年團的同志也堅決要留下。

這個軍官姓洪，是人民軍報的記者，他小時候在中國東北讀書，能說很流利的中國話，抗戰勝利後隨金日成打回了朝鮮，在戰鬥中負過重傷，是個老兵了。這些情況當然是老鄧日後聽介紹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