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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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統治階級“妖魔化”，相對而言，要把清史“寫得好一點”（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趨勢，這構成了一個基本立場，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也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只是有人不意識，有時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進而言之，正史編纂中存在一個“道義原則”，就是要尊重“古人”，認真聽取當年那些“當事人”是怎麼想的，他們對自己行為如何解釋。如錢穆所說：研究歷史有兩種觀點，一是“歷史意見”，一是“時代意見”，“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歷史意見”。

在研究中不免會受到種種批評，如“古已有之論”和“客觀形勢論”，比如說：如果乾隆時出現了帶點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觀形勢為人們開闢了新的出路；我們的任務，就是闡明當時出現的客觀形勢。

問題是，乾隆與雍正與康熙晚期的“客觀形勢”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從而導致了他們行政風格的極大變化？這種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長時段”的“背景變化”予以說明？第二，人是這樣“客觀”的嗎？如此，他豈不成了“條件反射”下的“實驗室動物”？

這還涉及歷史研究的目的：是關心當事人的思想行為呢（傳統史學看重的即“傳主”的道德心性和治術經濟），還是要得出什麼“歷史規律”，或歷史的“客觀真相”？

屬於後者的表現有，謀求給當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辯護，或為之尋找一種代替物。也許正是因此，才產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虛妄史觀”，如“失去了的機會”云云（這成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學發現）。

相反，我們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細緻化”研究。以“短時段”“事件史”為特徵的政治史，研究目標並不是那些“長時段”的“客觀物質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僅僅依靠“考據學”的方法，而必須依賴“直覺”，或章學誠所說之“性靈”、“神解精識”。

舉例來說，法國朋友曾因“反行為”出自直覺，而特別加以肯定。不錯，那確是我發自“一念”，而後經過訪談調查，才確定了的。當然，利用直覺是年輕學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廢武功”。

所以，史學是大學問，不要看不起史學，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於“理論”，有一些屬於“社會科學”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可能是“理論”領先的，我們“人文學科”則不見得。李零曾說：“理論只是敲門磚”，就這一意義來說，我們歷史學並不是為了追尋什麼“理論”的（更不能說我們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果說我們史學也有我們的理論，那就是一些“實打實”的解釋，如人口理論、地區理論、佃農理論，等等；跟社會科學那種“先導性”的理論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對”，也不要怕有“對立觀點”。過去有學生說高老師是走在“刀鋒”上；不錯，治史要有“膽識”；而且，這世界是“相生相剋”的，要沒人反對，那可就奇怪了！（參見我的部落格“不能僅靠考據而須依賴直覺”、“怎樣識別文字的真正含義”、“什麼是直覺”、“關於考據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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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給籌備政治史會議的同仁寫信說：會議通告已閱，建議增加“政府政策”、“經世學派”諸內容，以寬大之；而來自其他同仁的批評，也對我把“經濟政策”歸於“政治史”的範疇，表示不解。

＇2＇　在《樂善堂全集》裡，皇上特別不直漢武帝之所為，其《漢武帝論》：“內侈宮室，外伐四夷”，“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可見他的思想傾向；與準噶爾交戰的歷史，也不能不讓他三思。而所謂“盛世”，更是康熙（後期）、雍正以來即流傳的說法，所謂“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評者或舉高斌的例子，說並不是所有“滿洲貴族”都持相同的意見。其實，歷史研究並不屬於“科學”，而任何事務都可能存在“例外”；至於高斌，雖隸旗籍（後因女兒封為皇貴妃，賜高氏為高佳氏，覆被抬入鑲黃旗），原先卻是漢人。

＇4＇　據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均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從那時起到十八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國家邁進的熱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國相繼繪製了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翁文灝），成為最早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李孝聰）。據費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