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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再諭：“田裡樹畜”應予並重，三農、園圃、虞衡、藪牧四職，“何一非資生養贍之術”？＇5＇
《周禮》所說是什麼意思？按現代農學知識，“三農生九穀”，乃泛指穀類即糧食作物；“園圃毓草木”，為九穀以外各種作物種植；“虞衡作山澤之材”，乃指山林、川澤出產；“藪牧養蕃鳥獸”，是畜牧業。它們分別代表了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乾隆七年六月諭，遂與雍正二年二月諭，同成為地方官員勸農時引用最多的兩道諭旨。
清初曾有一段時間糧食緊張，糧價飛漲，但不過幾年時間就物價平落，各地生產、交易依次恢復正常。此後一長時期，糧價低落，“穀賤傷農”，成為一大頭痛問題。清代農業對策即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和針對它而發出的。
因此全面發展，並非是均平用力而無所側重。上諭“不獨以農事為先務”，已表示了政策的側重點所在——即五穀以外的農業種植，和農業以外的其他經營。至此，自康熙末葉發端的經濟發展對策的探求，已經基本告成。
而且，清政府不但在說，也是在做，這是特別難能可貴的。尤其是在乾隆前期，各地官員的勸農曾達到一個高潮，為歷朝所不能及。它也使政府的關注重心，從東部地區（特別是沿運河省份）轉移向那些內地省份。
清代勸農策的提出和對有關問題的探討，本是有感於人口的壓力才產生的。清代初年中國人口大約有七八千萬，經乾隆一朝，已達三億以上。如何滿足這樣大量而迅速增加出來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經濟的首要任務，也是各種政策產生的最大背景。這使清人面臨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挑戰，並終於造成了經濟面貌的整體性改變。
面對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戰，清人從中國東部的人口稠密地區，向著其他開發中的地區遷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耕地數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與優良品種的傳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術的普及，構成了清代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6＇不過，上述幾項因素的相乘結果，尚不能與總產量的增加相抵。在這中間，還存在一些長期為人們疏漏的因素，這就是：一，農業多種經營的大規模發展；二，省際交流的開展和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清代經濟發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業而無其他。經過農民幾百年的調整，棉花種植從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狀態，終於形成為三大優勢產區：華東（江浙），華中（以湖北為中心），華北（直隸、山東、河南，較分散）。棉花和棉紡織業，成為居第一位的糧食以外最重要的生產品和商品。＇7＇其結果就是引起了東西方向沿長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運河和近海航運，在工業產品棉布和農業產品糧食之間的省際交流，其規模和水平，是純自給經濟遠不具備和不可能做到的。據近代的一個估計，中國農民經營“副業”的收入，一般佔農副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農民中約有五分之一以上專門依靠副業過活。如果加上“工業”部分，相信清代的數字可能還要高些。
在棉業以外，還出現了一些“多種經營”特別發達的地區，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棄糧食生產這一優勢的同時，發掘了一批新的構成一定規模的優勢產品，如蠶桑、菸葉、染料、藥材、茶葉、甘蔗、蔬果、豬隻等），廣東珠江三角洲（它幾乎放棄了傳統優勢糧食生產，改為經營魚塘、果樹、蠶桑等商品生產），東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經濟作物），江蘇長江三角洲則發展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工業區”（其農業產品棉花和蠶絲都成為本地的工業原料）。
總之，清代的經濟增長，可以說全與所謂“貿易”及“交換”有關，——清朝的關稅在1735～1795年間增長了四倍，儘管它只涉及全國商業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開墾之外，對清代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一個因素，也是清代經濟發展的最大成就。它雖非由政府行為一手造成，其間政府政策的貢獻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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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實錄》，卷14。
＇2＇ 官獻瑤，乾隆四年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在史館日，嘗進《周禮講義》，持論侃侃，高宗覽而異之”；朱軾嘗謂獻瑤曰：“吾老矣，斯道之託，是在吾子”（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9，中華書局，1984，頁205）。
＇3＇ 以上見《乾隆嘉慶兩朝奏議》，第6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4＇ 乾隆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