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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不無愚悍之處，亦緣各督撫謂朕保赤惠鮮，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覺漸流為姑息。不知父母無不愛之子，而於子之賢者，自必恩勤撫育；若不肖之子，又須重加懲創，豈容任其驕縱，以長奸惡？
這一時期，其它各類的聚眾事件，如兵丁鬧事也日漸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據各省奏報奸民聚眾之案，如江南宿遷、山東蘭山，皆因求賑；浙江臨海，則因求雨；福建上杭，則因抗租；山西安邑、萬泉，則因丁糧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罷市，肆為不法。上諭：
此皆愚無知之百姓，平日於地方官毫無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澤，無有饜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風，眾情洶湧，此民氣所由日驕，刁風所由日熾。所謂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邊又倒一邊。水懦民玩，信不虛也。
朕愛育群黎，惟惠養是務，億兆善良者眾，豈肯因一二莠民，頓尚威克。但懷保不可不厚，而去惡不可不嚴，……俾小民鹹知國憲之當遵，命吏之當敬。斂戢其浮囂之氣，懾服其驕悍之心，禁於未然，較事發而後以法繩之者，所全多矣。
發出欲改變政策的資訊。＇4＇特別提出不得“聚眾”。
為什麼不許“聚眾”？這一提法與今天的政治經驗恰好相反，因為所有的現代政治，都離不得“聚眾”，離不開“群眾”（不管是採取什麼形式，甚或是無形的）。傳統政治理念卻不主張“從眾”，不主張實行“多數原則”，許多跟“眾”字有關的名詞，如鼓眾、恃眾、糾眾、隨眾、媚眾等，都是貶義詞。清代更是不許鼓動群眾，不許“鼓眾”、“惑眾”（鼓惑眾聽），發帖子（傳帖約眾），作演說，拿過高的政治口號吸引民眾（幹譽）。
“聚眾罷市，大幹法紀”，＇5＇大清律例本有規定。但在清代不同時期，情況也不盡相同，如“從前順治康熙年間，督撫等猶沿明季陋習，於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為消弭，歸於不辦”；雍正年間有所改變，乾隆年間就變得格外嚴厲起來。上諭，自“朕臨御以來，嚴飭封疆大臣，不許彌縫了事。匿不上聞”。＇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陳，嚴禁學習拳棒，糾眾會聚。九年正月，閩浙總督那蘇圖等奏，禁止民間聯盟、械鬥、謗訕、抗官、拒捕、罷考、罷市、造軍火器械、揭旗聚眾等事。隨之，為之制訂了更為嚴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議定：
嗣後直省刁民，聚眾毆官，積至四五十人以上者，為首照例擬斬立決，仍照強盜殺人例梟示。其有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系同惡相濟，亦應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其餘為從之犯，照例擬絞監候。其被脅同行審無別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歲以來，科道官時有以民氣漸驕為言，朕初不信，諭：
夫以普免錢糧，而民不以為恩；加賑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辦理少不如意，輒呼群咆哮，挾制官長。為督撫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見，不詢根由，不顧大體，甚或參處官員，以圖結案。
夫百姓之敢於恣肆妄為，亦由平日不知尊親大義。而平日之不知大義，則由於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撫亦惟知朕有愛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責。居恆煦嘔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無官長，竟若官長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譁然而起，而官長則己掛名彈章。以致益煽，習為故常。猶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無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頑民聚眾，干犯刑章，朕得不引為已過，深自愧悔也歟？然朕雖失教於前，尚思勤懇誨迪於後，以為黎庶勸。
對生衿參與，更表示要嚴懲不貸。十一月辛卯，諭：晉省兩年中，如天鎮之搶糧，鄉寧、靜樂、鎮寧等處之聚眾抗官，皆劣衿倡首。該學政從前未報劣行，寬縱之咎，已屬難辭。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嚴格實行了因災流民的留養資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蓋從來勘災，尚多匿飾，外來流民，無從核辨，惟有尊例資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補賑而已。定例：賑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相比較其利孰倍？於是遊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難以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藉資送文書以罔本籍，兩相偽冒。＇8＇
所為乃是“愛民”，而突然發現，一旦如此，“民”還有那麼“可愛”嗎？
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釋，也可以說他本是一個純樸的青年，經歷了這樣那樣一番思想的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