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華史卷十六: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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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卻巫山不是雲”，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46＇

杜牧就更是堪稱七絕之王，他的許多佳作恐怕是必須整首照錄的：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這實在讓人愛不釋手，更不用說“停車坐愛楓林晚”和“牧童遙指杏花村”了。＇47＇

七言和律絕成為主流，已是趨勢。

這當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絕太短，不能盡興，長歌又不便於記憶。包括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那樣的名作，也沒有多少人背得下來。真正流傳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話讓人一見傾心的七絕，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實是七絕的疊加，只不過三四兩句（頷聯）和五六兩句（頸聯）都必須對仗，四五兩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讀起來回腸蕩氣，比如李商隱的《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在這裡，看要讀如堪。

無疑，正如杜甫不同於李白，被稱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隱也各有千秋。商隱耐人尋味，杜牧清新可人，體現出的時代精神卻相當一致，那就是沉穩、多樣和內向。

沉穩是必然的。安史亂後，人心思治，天下求穩，受夠了動亂的君臣都希望過安生日子。所以，儘管有藩鎮時不時地叛亂，卻很快就平息；儘管朝中派系針尖對麥芒，也最多隻是把對手貶到地老天荒，趕盡殺絕的事不大發生。

穩定壓倒一切，可謂朝野共識。

於是，儘管有藩鎮割據、宦官亂政和派系鬥爭，中唐的統治集團仍然致力於國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財政收入實行兩稅法，人才選拔完善科舉制。這兩種制度及其深遠意義是下面一節要展開討論的，但可以肯定，較之初盛唐生龍活虎的開拓進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規範化的七律，便很符合這種心理。儘管它因為過於工整而難免呆滯，但嚴守格律卻能保證基本品質，至少讀起來抑揚頓挫。可見平仄和對仗很有意義，呆滯的缺憾則可以由晚唐五代興起的“長短句”（詞）來彌補。

何況沒有誰只寫七律，即便同為七律也氣質不同。事實上，中晚唐文壇人才之輩出，個性之鮮明，風格之多樣，均遠勝於前，甚至有幽奇詭異如李賀：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49＇

這可真是堪稱“鬼才”。

個性鮮明是因為感情細膩。的確，如果說初盛唐更關注外部世界，那麼中晚唐便更在意內心感受。因此，就連邊塞詩的調性也不同於高適和岑參，比如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50＇

沒錯，反映戍邊之苦，批判相關政策的不合理，歷來是邊塞詩的主題之一。高適就說：少婦城南欲斷腸，徵人薊北空回首。但，高詩是陳述事實，表達的是譴責；李作是描寫氛圍，表達的是傷感。區別是微妙的，也是明顯的。＇51＇

只不過，這也是時代之別。

＇40＇此處所引五絕見杜甫《絕句二首》，七絕見《江南逢李龜年》。

＇41＇見（明）胡應麟《詩藪》。

＇42＇這裡所說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要求，具體情況還要更復雜一些，詳請參看王力《詩詞格律》。

＇43＇所引見杜甫《江漢》。

＇44＇所引見高適《燕歌行》，李商隱《馬嵬》。高適《燕歌行》並非格律詩，仍然用了對仗，可見對仗是一種很好的修辭方式。

＇45＇以上所引分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許渾《咸陽城西樓晚眺》，李商隱《無題二首》其一。

＇46＇以上所引分別見韋應物《滁州西澗》，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元稹《離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47＇以上所引分別見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48＇此詩的首句也有人認為應該是“十里”，因為千里之外，怎麼知道鶯啼綠映紅？其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