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華史卷十六: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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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和他的搭檔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奏請恢復私鑄銅錢判處死刑的禁令，並派專使前往私鑄最為盛行的地區治理整頓。結果，專使的雷厲風行導致了物價的大幅度波動，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輿論譁然。

兩位宰相只好為他們災難性的失敗埋單。＇32＇

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短板卻暴露出來，那就是帝國的多數官員都不善理財，而且沒有興趣。實際上，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並建立起文官制度，話語權就掌握在儒生手裡。在他們的評價體系中，佔第一位的是所謂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財又最為他們鄙視，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倆和行徑。不被罵作卑劣，已是萬幸。

可惜帝國不能只靠道德文章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要用錢，王公貴族的窮奢極欲要用錢，雄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更要用錢。錢，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沒人理財，皇帝靠什麼過日子，官員靠什麼領工資，天下靠什麼致太平？

於是，漢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場剛好一年後浮出水面的，當時官職不過正八品上的監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戶口。這並非沒有道理。由於種種原因，一些農民離鄉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為逃戶，有的流離失所成為流民。前者造成國家財政流失，後者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將他們重新納入戶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並任命他作為特使專門處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負厚望。經過不斷努力和調整政策（比如允許主動申報的逃戶免稅六年），這項工作大獲成功。三年半以後，八十多萬農戶和相應的田畝被登記在冊，相當於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對此十分滿意，宇文融則被任命為監察部的副部長，後來又兼任財政部副部長。＇33＇

然而反對的聲音也不絕於耳。

反對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實際上，移民他鄉的農戶之前得以逃稅，是因為依附於當地土豪。這些土豪往往是帝國的官員或他們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動就損害了暴發戶的利益，何況那些地產商還有著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則在宇文融和他的團隊享有特權。由於是皇帝的特派員，他們在帝國的官僚體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特殊群體。宇文融也毫不客氣地以欽差大臣自居，每到一處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聖旨，給予種種優惠政策，心滿意足地聽他們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於是，當宇文融和他的團隊巡視天下時，他們就變成了流動的中央政府。各級地方官員畏懼其特權，大小政務都要先報告宇文融，再報告中書省。就連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宇文融點頭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這就完全打亂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對帝國的官僚集團構成了威脅，以至於他們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從理論上講，這也是在捍衛國家制度和人格尊嚴。畢竟，中央集權的帝國不該政出多門，州縣長官也不該聽命於特使。

反對派的領袖是張說。

張說是在宇文融擔任特使之後半年重歸相位的，起先擔任的職務也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年半以後成為首相，任中書令。他的捲土重來一般被認為標誌著玄宗執政理念和基本國策的調整，因為張說是姚崇的死對頭。

姚崇不喜歡張說是有原因的。作為武則天的重臣，他跟狄仁傑一樣主張務實，討厭舞文弄墨和誇誇其談。何況張說還難免口是心非之嫌，舊史就認為當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張說未必不會作偽證。據說，張說甚至還想私下裡修改有關歷史記載，只不過遭到了史官的拒絕。＇35＇

玄宗看中的，卻恰恰是張說的文才，甚至稱他為“當朝師表，一代詞宗”。用這樣一個適合擔任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主任或者作協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說明皇帝開始由求真務實變為好大喜功。沒錯，制定禮儀需要當朝師表，粉飾太平需要一代詞宗，張說自有張說的作用。＇36＇

何況張說也並非只務虛不務實，裁軍二十萬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筆。當時，玄宗不敢相信可以減少兵員，張說卻回答說：臣久在疆場，熟悉邊務，很清楚將帥們的擴軍不是為了備戰，而是為了自肥。更何況，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陛下如不放心，臣願以全族性命擔保。

結果，邊防軍由六十萬變成四十萬，裁減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動作，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