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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性狷狂，曾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他，馮友蘭不識字，金嶽霖講的是戲論。
曹禮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學任教，兩人是朋友，卻常被別人弄混。曹禮吾對曹聚仁說：“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並非曹聚仁。”曹聚仁說：“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潔，我十分不修邊幅；然而我們非常相投，可以說是管鮑之交；用佛家的說法：‘這是緣吧！’”
馬寅初一次去拜訪黃侃，和他說起《說文》。黃很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抗戰期間，一次黃琪翔請田漢吃飯，事先說好是一桌客人。屆時田漢帶著三十來人去赴宴，黃見狀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恰好準備了三桌。”
胡漢民談到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鄧散木腕力極強。他年輕時，一次去酒館，跑堂的見他不像是有錢人，就把他曬在一邊，專心去侍奉幾個紈絝子弟。鄧也沒說什麼，向店裡要了幾個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運力，核桃應聲而碎。店家及鄰座都大吃一驚，以為遇上“綠林”高手了，趕緊過來招待。
鄧散木家裡掛著這樣一張《款客約言》：“去不送，來不迎；煙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倫，去、去，幸勿汙吾茵。”他當年的結婚請柬也別具一格：“我們現在定於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點鐘在南離公學舉行結婚儀式，所有繁文俗禮，一概取消，只備茶點，不設酒筵。到那時請駕臨參觀指教，並請不要照那些可笑而無謂的俗例送什麼賀禮；倘蒙先生髮表些意見，和指導我們如何向社會的進取途徑上前趨，那便是我們比較賀禮要感謝到千萬倍的。”
孔祥熙曾請潘光旦調查其家譜，以證明他是孔子之後，潘一口回絕，說：“山西沒有一家是孔子之後。”
豐子愷一向蔑視權貴。住在緣緣堂時，家鄉的縣長慕名求見，事先帶話來，豐便在門上貼上“謝客”兩字。抗戰期間，豐住在貴州遵義，當地豪紳羅某幾次上門求畫，都被擋了回去，某日羅突然襲擊，豐正吃午飯，不及迴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幾句，即起身進臥室了。抗戰勝利後，孔祥熙想出高價買豐子愷的西湖套畫，杭州市長也曾親自到家中求畫，都被豐拒絕。
王雲五說：高（夢旦）先生是一個老少年。
葉公超說：“他（徐志摩）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
巴金告訴沈從文，他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講話。沈從文便說起，他第一次上中國公學的講臺，教室裡坐滿了學生，他驟然感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盯著自己，立時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鐘。”而當時是中國公學學生的羅爾綱的回憶則是另一個版本：“沈從文只讀過小學，是胡適把他安排上大學講座的。選他課的約有二十多人，但當他第一天上課時，教室卻坐滿人，他在講壇上站了十多分鐘，說不出話來。突然他驚叫了一聲說：‘我見你們人多，要哭了！’”
抗戰期間，當年上海灘的兩個大佬虞洽卿和王曉籟常往返於重慶和昆明之間。兩人行事風格迥異。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煙，不及招待，早飯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錢買四個小饅頭，後物價上漲，饅頭變成三分一個，有人戲問虞洽卿如何應付，他答：“我改吃三個，反而可省錢一分。”一女戲子曾隨虞洽卿從重慶到昆明，有人問她，虞是闊人，路上用什麼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飯，這就算最豐盛的了。王曉籟則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麵包，聽任物價上漲，從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藝但性格暴烈急躁，樓適夷說：“我親眼看見他抓住孩子的頭髮，提著小腦袋往牆上去撞，好像立時三刻要把孩子處死的神情。”抗戰結束後，昆明一家美術學校請傅雷去當教授，傅雷便從上海起兵發馬、捆載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當天，即去參加一個討論教學計劃的會議，因一言不合，他馬上扛起尚未開啟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語堂用英文寫成《吾國吾民》，並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後，決意赴美從事英文寫作。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當時林在上海已經住進花園洋房，過著舒適愜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