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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一村夫。這裝束令馬頓生敬意，席散後，他對吳說：“居正真不愧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艱苦樸素。”吳聽了一笑：“覺生（居正號）是最會裝窮的，別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吳淞所修建的房子，多麼舒適。孫先生給他的革命活動費和革命烈士的撫卹費，他都剋扣了，用來修自己的房子。”
抗戰期間，傅雷蟄居上海，曾與十餘友人組織兩週一次的茶話會。參與者均為知識界人士，有錢鍾書夫婦、李平心、陳西禾、周夢白等。大家輪流作文化或科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同時議論時局。傅雷本人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癒的問題；宋奇講過英國詩歌中的布穀鳥問題；雷垣講過相對論入門問題；沈知白講過民族音樂現代化問題；周煦良講過紅學研究；伍子昂講的是近代建築……
齊協民是報人出身的政客，抗戰期間寓居天津法租界，與“天津一班所謂退隱士紳、下野軍閥、聞人後裔和銀行鉅子等，酒食徵逐，消磨歲月”。他們組織了一個“二五聚餐會”（每星期二、五聚會），輪流在自家坐東。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於民國初年，由一些強勢而閒在的買辦組成。加入這個組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非暴發戶；二、個人資產在百萬以上。分所所址設在當年日租界和中國地界接壤處，屬於“三不管”地帶，便於成員吃喝嫖賭抽。分所成員大約有五十來人，每天傍晚6點左右到“所”聚會，消遣作樂。
行商分所不設賬房，負責人名於老八，另有十餘員工。所內賭博不用現款，由於老八代為記賬，事後清算。分所內備有中西餐及點心部，名酒菜餚應有盡有。如逢某人遇喜慶事，就叫義和成、聚和成、全聚德、會芳樓（清真）等飯莊來，大擺宴席。成員也可以帶親友去玩，但須嚴控來賓身份，窮小子是進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鹽務署長張英華在小方家衚衕設家宴，內務總長孫丹林到場時，見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凌霨、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吳景廉等已在座。吳、王兩議長正橫榻抽鴉片，見孫丹林進來，便舉槍讓孫，孫辭以不會吸菸。後眾人入座打牌，又讓孫參加，孫仍以不諳賭博相辭。吳景廉嘲諷道：“孫總長既不會吸菸，又不會打牌，真是好人，無怪乎現在有好人內閣之稱號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內閣後，決定派湯化龍和林長民赴日本、美國考察。行前，湯化龍在石板房衚衕頭條私宅宴請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間，田駿豐痛飲梁善濟從太原帶來的汾酒，竟致過量，醉死在湯家的沙發上。湯當時頓足大哭，極為哀痛。哪知就在這次考察行將結束，湯於溫哥華候船回國期間，在當地華僑舉行的宴會上，被一個理髮師拔槍擊斃，客死他鄉。
張學良易幟後，何其鞏為北平市長。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間強迫學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則罰說笑話一個。傅便即席編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讀書時，有一學長，讀書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離口。會其新婚之夕，我與同學好事者數人，潛到其窗前聽房，久久不聞聲息。眾皆興盡，行將散去。突聞新郎長吁一聲，悄問新婦：‘何其鞏（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銀行廣州分行開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特地從上海趕來主持開幕儀式。當日賀客雲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於廣州南園酒家，來者不拒。有人記述說：“菜餚豐盛，有燕窩、魚翅、烤小全豬諸品。酒，中外均備，茅臺尤多，盡吃。橙汁如流水，一切聽客飲用。一夕之費，耗資甚巨。”周作民在中廳招待要客，同席有羅文幹、梁士詒之子梁定薊、廣東財政廳長區芳浦等。席間羅文幹說：“我在銀行界有兩個好友，一張公權，一即周作民，不過兩人共患一種病——怕老婆。”眾人聽後鬨堂大笑，周則張開五指發誓：“誰怕老婆，誰是王八。”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因翻牆跌傷胸椎，到杭州西湖別墅療養。南京中央醫院電療科的黃醫生曾去治療一個療程，蔣病況大為好轉。一天上午，蔣用方言對黃說：“黃醫官，依弗同我講言話，曉得地個寧蠻好白相。今朝請依吃飯，到‘樓外樓’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勵志社頭目黃仁霖把所有醫生都招至樓外樓，蔣本人也乘車前往。醫生們原以為主人請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蔣的侍衛人員早已給蔣另定專室，醫生們則單在一起聚餐。
抗戰勝利後，戴笠到北平，在偽憲兵司令黃南鵬家大宴華北群奸。飯後，他宣佈依據中央命令，將席上漢奸悉數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