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國:1912-1949年間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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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是整個房子的佈局很特別，我覺得應該儲存，也可以用此來紀念陶先生。”

徐悲鴻的友人謝壽康當年供職南京市民銀行，認識不少地產商。1931年，謝聽說傅厚崗一帶有十幾畝地出售，便約吳稚暉、徐悲鴻夫婦等去看。吳出3000元，替徐家買下其中的兩畝，餘下的分由段錫朋、楊公達等五六人買下，大家購地蓋房，成了鄰居。吳稚暉還為徐家募集到一筆可觀的蓋房費用。當年年底，徐宅建成，蔣碧微描述說：

新居一進門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鋪著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兩層樓，有三十尺深，右邊是徐先生的畫室，深三丈，闊二丈五，室高一丈六，這間畫室，完全照著他繪畫時的需要而設計。

左邊是二樓二底兩層房屋，迎門一座樓梯，樓上兩間臥室和浴室，樓下前客廳後餐廳，傭人的下房有兩處，一是門右邊的門房，一是後院興工時期所建造的臨時公寮。

兩株大白楊樹，正好就在畫室的右邊，遮掩著西曬的太陽。後來據吳老先生的調查，說這樣的大樹，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們家便佔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於樹身高大，目標顯著，從京滬路乘火車繞過玄武湖，將抵下關車站的時候，坐在火車上遠遠地便可以看到它們。

1936年，範長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職上海《大公報》的青年記者。範長江看上了霞飛路康綏公寓的一處房子——清潔幽靜，裝置齊全，24小時熱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餘元。範找到杜，提出兩人合租，並動員杜節衣縮食，換取一個好的閱讀環境。杜雖感這20多元房租是個重擔，但經不住“清潔、安靜、衛生”的環境的誘惑，最終答應了範長江。他們住在後樓，杜文思後來回憶說：“前樓二房東是位安嫻幽靜的於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門口即將外出，忽然門鈴響，我開門，來客是紗業鉅子繆雲臺，見到我愕然不悅。適二房東於小姐從前樓趕到門口，她向繆介紹我是後樓房客杜先生，我釋然和藹地說：繆先生好！數日後，於對我說：杜先生，原來你早和繆先生相識，他還記得你是《大公報》記者，是搞工業的。”

1920年，羅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蓋起嘉樂裡新宅，閤家遷入。羅是藏書家，羅公館西首房舍便辟為“貽安堂經籍鋪”，由其長子經營銷售他在日本編印的古籍。1928年，羅舉家遷往旅順，將這所房子以六萬元出手。這在當年，是賣了一個很合算的價錢。

錢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時，只住三間房子。張伯苓去其家後嘆道：次長生活極為簡樸！後錢向人借了一筆錢，在南京的上海路蓋了一所房子。這筆債直到抗戰後才還清。

當年，清華教授的宿舍條件優裕。聞一多、周培源、吳有訓、雷海宗等50餘戶住清華西院。聞一多住49號，有14間房子。1935年後，聞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陳岱孫、吳有訓等又遷入清華南院，這裡有30棟新蓋的西式住宅，每戶一棟，內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電燈、電話、熱水等一應俱全。

西南聯大後期，西倉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籤確定誰能搬進去。聞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遷入新居——西倉坡3號。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間土坯牆的平房，大門內中間是一塊斜坡的空地。聞家住東邊一排，門朝西，有兩間20平方米的房間，後面是天井，旁邊是廚房，門前有塊空地，聞家就開荒種菜，自給自足，收穫頗豐。

西南聯大成立後，雖建成新校舍，但條件相當艱苦。男生宿舍都是土牆草頂，牆上開幾個方洞，方洞上豎著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每間房子的兩邊各擺十張上下鋪的雙人床，即一間房住四十個學生，環境可以想見。

抗戰爆發後，上海市民紛紛湧向租界，致房屋大為緊張。畫家錢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間小屋子，五個兒子集於一堂，簡直沒有迴旋餘地，他戲言：“這真是所謂五子登科（窠）了！”

學者鄧雲鄉曾記述當年的清華學生宿舍：“清華的學生宿舍，也是以‘齋’為名，男生宿舍如‘明齋’、‘誠齋’及後來建的‘新齋’等，女生宿舍叫‘靜齋’。這些‘齋’都是紅磚砌的三層樓，兩個人一個房間，房中有壁櫥，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鋼絲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舊時《宇宙風》上寫文章介紹清華宿舍說：‘整個冬天，從11月到翌年3月，在清華室內都像是夏天，睡起來蓋一條薄被就行了。’”

小說家畢倚虹住在上海西門路慶祥裡。他與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