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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後，全家於1930年11月28日離開上海去北平。當日胡適門生羅爾綱隨胡適一家四口乘計程車到火車站，他說：“滿以為胡適廣交遊，徽州親戚也不少，今天月臺一定站滿親朋來送行的。誰知半個影子也沒有。”火車抵北平前，羅爾綱又以為胡適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負責人和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至少這兩個單位應該有人來接，“誰料車進了站，同樣連影子都沒有。”只有胡適的表弟僱了一輛汽車，把他們領出車站來到汽車前，隨即也離開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鴻與蔣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蔣碧微，要她當晚悄悄離家，僱黃包車到愛所亞路長髮客棧找他，並叮囑說：僱車要找留辮子的車伕，因為那種人比較老實可靠。
民國初年，陳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門口有一條很短的鐵路。一日陳獨自出遊，回來時乘人力車，車伕問地名，陳茫然不知，便揮手讓車伕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陣子後，車伕又問地名，陳仍答不出來，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車聲，便告車伕家在火車站附近。而車伕所行，正與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馳。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處尋覓，有的立在門口張望。若是門前沒人，陳也未必認得出這是自己的家。
民國時期，蘇州天平山的轎伕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兜攬生意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太太，你現在不坐，到時候你要是從山上坐轎子下來，我是要把你罵出山門的。”
1936年春天，徐悲鴻南下廣西。6月，蔣碧微決意去南寧把徐勸回南京。她從上海乘船，經香港到廣州，再從三水坐輪船經梧州到南寧。從梧州到南寧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間艙房的小火輪，艙內兩邊有六張上下床，蔣碧微上船後發現，12個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蔣碧微後來回憶：“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當時正是南國酷熱難耐的天氣，三天裡我既不能沐浴，又無法更衣，狼狽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鋪的那位先生，有一雙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來，一眼望見兩條毛腿高高懸在上鋪床沿，總使我覺得厭惡萬分，渾身都不自在。”
1933年6月18日上午8點，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和兒子楊小佛登車出門，轎車剛開出中央研究院大門，四個早已埋伏多時的特務便一起衝出，拔槍圍著汽車亂射。司機負傷後破門而出，楊杏佛愛子心切，並沒逃離，而是用身體擋住兒子，飲彈身亡。
《申報》老闆史量才的遭遇與楊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養，11月13日午後，乘汽車沿滬杭公路回上海，同車還有史的妻子、兒子、侄女等，加司機一共六人。當天下午3點左右，汽車行至海寧附近的翁家埠時，突然被一輛汽車擋住去路，車上跳下數名匪徒，持槍先將司機打死，史量才等見狀紛紛下車逃命，被匪徒追擊。史原本已逃入一個茅屋，從後門再逃時，因不認路，避於一個乾涸的小池塘裡，被追來的匪徒發現，一彈穿其兩耳，史當場斃命。其子則得以逃脫。
上世紀30年代，顧頡剛一度受聘於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兩個單位，並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兩校一個在城裡，一個在郊外，相距30裡，顧則住在西皇城根5號。顧頡剛為此買了一輛汽車，奔波於兩校及各種應酬活動之間，他每月因此支付的費用為司機20元，汽油100元。由此可見顧頡剛收入之不菲。
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麼你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閒著，你看我閒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
上世紀20年代，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同時在燕京大學兼課。因而常從城裡去西郊，1926年10月20日，他在一封信裡說：“燕大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淀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梁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淀北簍鬥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洋車上遠望鼻菸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河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庵南村之間的一段S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或海淀鎮，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為尤甚，道路破壞汙穢，每旁溝內滿是垃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