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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說是他成竹在胸的一個計劃，一個郭嘉早就在策劃和部署的暗殺計劃。只有這個計劃是郭嘉全盤掌握的時候，他才會十分篤定地勸曹操不必擔心南方之事。
孫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劃的。問題就在這裡出現了，從建安四年開始，郭嘉一直身在許都，隨後還要跟隨曹操去官渡，沒有記錄表明他曾經外出過。而刺殺孫策這等大事，必須要有一個人在江東居中排程、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個當地的代理人，才能執行暗殺孫策的計劃。這個代理人必須熟悉江東環境，有一定人脈，最好與孫策有仇怨，而且身份還不能引人注意。
於是，完全符合這些條件的焦仲卿進入了郭嘉的視線。而聯絡的時機，應該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當時曹操正極力安撫孫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闢策弟權、翊”（《三國志·吳書》），聘使不絕於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進去，以使節身份去聯絡焦仲卿。
為什麼郭嘉不找許貢門客，反而大費周章地去找廬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點。
第一點，建安四年，廬江太守已經換成了孫策的大將李術。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從李術那裡得到孫策的情報，然後指示刺客埋伏到預定地點，實施刺殺。他所掌握的情報優勢，是許貢門客所不具備的。
第二點，江東當時普遍對北方來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廬江與吳郡相鄰，廬江太守陸康和吳郡太守許貢一向關係良好，兩人又都是被孫策所殺。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攏許貢門客和其他刺客，容易產生共鳴，得其死力。
第三點，從政治上來說，曹操不可以公開針對孫策搞暗殺，那隻會引起其他諸侯的疑忌繼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殺行動必須低調、保密，讓所有人都以為是一場私人仇殺。對孫策動手的是許貢門客，主持者是焦仲卿，兩者動機都十分充分。萬一暗殺行動不成反遭洩底，孫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這一層，聯想不到隱藏在幕後的許都黑手。許貢門人、焦仲卿就是郭嘉佈置下的兩層保護性帷幕。
有了這層關係，對於焦仲卿“守節”的忙碌，就不難理解了。
《孔雀》詩中提到，劉蘭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術兒子的求婚，三十日舉辦婚禮。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趕了回去，“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兒子結婚，他肯定會第一時間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別人結婚了，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一直到結婚當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麼事情，讓他忙到連老婆都不顧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術兒子的婚禮，轉月孫策就遭到了暗殺，前後相隔才數日。可見當劉蘭芝答應求婚的時候，正是暗殺行動的最後關頭。可以想象，焦仲卿給許貢門人佈置完了最後的計劃，讓他們趕往丹徒，然後自己這才心急火燎地趕回廬江。
郭嘉遠在許都，完美地遙控了這一起暗殺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脅。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殺計劃，對故主陸康已盡忠，生無可戀，於是和劉蘭芝一起自殺。
這聽起來很合理，卻並不能解釋全部的事實。
關鍵的矛盾，還在於孫策的計劃。
史書說孫策籌劃襲擊許都迎接皇帝，但仔細想想，這個計劃是不那麼牢靠的。孫盛就曾經直言不諱地評價道：“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
簡單來說，如果孫策在丹徒發動突擊，要一路打到許都，周圍要顧忌的勢力太多了。到了許都，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破城。整個計劃執行起來難度太大，變數太多——除非孫策在許都已經有了內應，可以在他到達許都的時候控制住漢獻帝，開城配合。
我們今天都知道了，這些內應，顯然就是接了衣帶詔的董承、王服、吳碩和種輯他們。有了他們的配合，孫策便可以針對許都實施一次手術刀般精確的斬首行動，迎回漢帝。
史書上把這兩件事分開記錄，我們單獨審視它們的時候，會覺得這兩個計劃破綻百出。可如果“孫策襲許”和“董承誅曹”本來就是一個計劃的兩個層面，一內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問便迎刃而解了。
這個計劃破壞力極其巨大，同時也需要極精密的籌劃。許都和江東要配合密切，兩者行動時間必須同時。如果孫策晚來，董承很可能會招致曹操勢力的瘋狂報復，無法送出漢帝；如果董承發動誅曹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