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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海關的文職官員命令夏農把手提包放在一張搖搖晃晃的桌子上，然後動手檢查起來。看來檢查是很徹底的，彷彿在找隱藏的武器，直到他認出了一把電動剃刀。他把剃刀從盒子裡取出來檢查，試著摁開關。這種“雷明頓·萊克特洛尼”牌的電動剃刀是充了電的，所以一開就吱吱亂響起來。那個海關人員不作任何說明就放進了自己的口袋。
檢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個手勢讓夏農把口袋裡的東西統統掏出來放在桌上。鑰匙、手帕、硬幣、錢包和護照都掏了出來。海關人員把手伸進錢包，抽出幾張旅行支票，看了看，嘴裡咕噥了一聲又放了回去。錢包裡的鈔票有兩張5000非洲法郎和幾張100 非洲法郎。士兵們手裡抓著槍就像抓著一根棍子，他們越湊越近，耳邊只聞他們在灼熱空氣裡的呼吸聲，他們一個個都好奇極了。那個桌旁的文職官員把兩張5000非洲法郎的鈔票塞進口袋，而士兵中有一個拿走了小額的零錢。
夏農瞪了海關人員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9 毫米白朗寧手槍，或者也許是一支765 型手槍的槍把，那支槍插在他的褲帶裡。他拍了拍槍。
“警察局的。”他說，一直瞪著眼睛。夏農手癢癢地想照準那人的臉猛打過去，可是他心裡卻不住地對自己說：“保持冷靜，夥計，要絕對冷靜。”
他對桌上剩下的東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個手勢，揚起了眉毛。那個文職人員點點頭。夏農收起那些東西放回包裡。他覺得身後計程車兵退下去了，雖然他們仍然雙手握著槍，一不順心就會揮舞起槍來，或者用槍托捅入。
彷彿過了很長時間，那個海關人員才向門口點了點頭，於是夏農走出了房門。他能感到汗水順著脊樑往下淌到褲帶上。
在房間外面的候機大樓裡，坐這班飛機來的還有一個惟一的白人遊客，那是一個美國姑娘，由一個天主教的神父來接她。那個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語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絕地解釋著，麻煩才少了些。神父抬起頭，和夏農四目相接。夏農微微揚起一條眉毛。神父向夏農出來的房間望去，難以察覺地點了點頭。
機場前的熱烘烘的小廣場裡沒有車輛。夏農等待著。隔了5 分鐘，他聽到身後說愛爾蘭腔美國話的聲音。
“我的孩子，我帶你進城去好嗎？”
於是他們坐上神父的汽車，這是一輛“大眾”牌的德國小型汽車，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機場大門外幾碼遠的棕櫚樹叢的樹蔭底下。那個美國姑娘不停地抱怨著，怒氣衝衝，因為有人開啟她的手提包檢查了。夏農一言不發，他明白他們都險些捱打。這個神父是聯合國醫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會救濟分發員和醫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夏農一眼。
“他們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夏農說。損失15英鎊算不得什麼，他們兩個都瞭解這些士兵的脾氣。
“在這兒一個人必須非常小心，當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輕聲說。“你找到旅館啦？”
夏農告訴他沒有，於是神父就開車送他到克拉倫斯惟一允許歐洲人投宿的旅館——“獨立飯店”。
“戈梅斯是那家飯店的經理，他是個很好的人。”神父說。
通常當一個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現時，住在那兒的其他歐洲人就會邀請新來的人去逛俱樂部，回到他們的平房去飲酒，當天晚上還會有宴會。那個神父雖然儘量幫助，卻沒有來這一套。這使夏農很快了解到贊格羅的另一個情況，當地人的脾氣也影響到白人了。在以後的日子裡，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許多是從戈梅斯那兒聽來的。
就在當天晚上，他認識了朱爾斯·戈梅斯。戈梅斯過去是“獨立飯店”前身的旅館老闆，現在他仍是這家飯店的經理。他50歲了，是一個歐洲血統的阿爾及利亞人，是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10年前，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最後的日子裡，他乘殖民地還沒有垮臺，就把生意興隆的農業機器商店賣掉了。因為一垮臺就脫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臺前不久，他帶著變賣所得的錢回到了法國。可是一年後，他發覺他無法在歐洲的空氣裡繼續生活下去，於是他就尋找另一個去處。在贊格羅獨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兒住了下來。那時，獨立甚至已經在醞釀了。他用積蓄下來的錢買下一家飯店，幾年的光景，他使這家飯店不斷得到改善。
獨立以後情況就變了。在夏農來這兒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說，這家飯店國有化了，會付給他當地的鈔票收買這家飯店。他從未收到過錢，反正那種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