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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卻說，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國公使館轉來翁文灝的信，允許將“北京人”的標本全部運往美國；到了１１月底，駐重慶的美國大使詹森才回電：答應“北京人”轉移美國；大約在１２月初，胡頓和博文才下令裝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給賈蘭坡的信中卻說，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經一起回憶過，裝箱的時間大約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佔領協和醫學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間，也就是如同您現在所說，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三個星期左右。我們覺得這些說法有點互相矛盾，因為如果按照裴文中的說法，從邏輯上來推理，裝箱的時間應該在接到駐重慶的美國大使詹森的電文後，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初，這樣才與事實比較接近。可你們的回憶又是在１１月中旬左右？您能想一想準確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嗎？
胡承志：準確的日期我現在確實記不起來了，別的人也記不清了，因為當時很亂，不可能有意去記住這個日子。但我確實記得在日本佔領協和醫學院的兩三天後，裴文中找到我，我們共同回憶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個星期左右。反正我記得是一個上午，那天，我正在辦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來找我……
筆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麼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書，２０歲出頭，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國人，後來加入了美國籍。當時，她剛來新生代研究室才幾個月的時間。
筆者：那就是說，具體通知您裝箱的人其實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對。息式白找到我後，對我說：“博文讓我告訴你，馬上將‘北京人’化石裝箱！送到他的辦公室去！”
筆者：既然形勢緊迫，為什麼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讓息式白來轉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為息式白的辦公室有電話，我的房間沒電話，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辦公室就在我的斜對面，離得很近。
筆者：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楊鍾健走後，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負責人，從一般道理上來講，博文應該先通知裴文中才對，而不應該直接通知您。那麼為什麼胡頓和博文他們要避開裴文中，而讓秘書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這個我不知道。不過，當時裴文中的辦公室不在協和醫學院，而在另一個地方，也許是因為時間太緊迫，來不及了，就直接讓息式白通知我了。
筆者：既然博文可以用電話通知息式白，同樣也可以用電話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電話告訴一下裴文中。因此，時間的問題似乎算不上一個理由？
胡承志：這我就說不清了。
筆者：在這個環節上，博文會不會是在有意避開中國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為這樣的事他必須要向胡頓院長報告，他是受胡頓領導的。
筆者：但問題是，胡頓也是美國人。而協和醫學院的美國人是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領導的。再說，周口店的整個發掘工作，是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費資助下開展的。那麼，在“北京人”的問題上，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人會不會就有打算佔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這我不知道，無可奉告。
筆者：那麼您得到裝箱的通知後，有沒有告訴裴文中呢？
胡承志：當然我要告訴裴文中□！息式白走後，我感到此事事關重大，於當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辦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馬上裝箱的事告訴了他，問怎麼辦？
筆者：裴文中是什麼態度？原話是怎麼說的？
胡承志：裴文中說：“你趕緊裝吧！”當天，我和另一個人便開始裝箱了。
筆者：裝箱不是隻有您一個人嗎？怎麼還有一個人？這個人是誰？
胡承志：這個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個技術員。是我請他幫的忙。因為我一人無法將大木箱從三樓抬到一樓去。
筆者：吉延卿這人現在還在嗎？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筆者：請您詳細談談裝箱的具體情況好嗎？
胡承志：我讓吉延卿幫我把早已準備好的兩隻大木箱抬到辦公室後，我們先將房門鎖住，然後開始裝箱。
要裝的兩個木箱均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為１２０厘米長，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寬；大的為１３０厘米長，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寬。由於這次裝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