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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個無業遊民。
不過，日本人不但沒有減輕對裴文中這個無業遊民的“關照”，反而對他格外“重視”起來。他無論走到哪裡，身後總有日本特務對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麼事情，總有一雙雙像槍口樣的眼睛“瞄”著他。此外，一頂“重慶派來的政治工作人員”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頭上；幾乎每時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隨便找出一個理由來折磨他，刁難他。而且生存問題，也成了這一時期他最大的問題。
為了養家餬口，裴文中只好放棄自己多年從事的考古事業，去北平師範大學地質系當起了“教書匠”。裴文中在名義上是教授，實際上他一個月的工資卻只能買回２０公斤玉米麵。他一家七口人，兩個大人五個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麵怎麼過日子？沒有辦法，他和夫人只有去買更廉價的混合面吃。所謂混合面，就是摻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雜麵，這種雜麵連今天的豬飼料都不如。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四億人中就有三億半中國人吃的都是這種面！
到了後來，隨著物價的飛漲，全家人連這種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過起了“君子常噹噹”的生活。他先是當衣服———冬天當夏天的，夏天當冬天的，後來，連家中一件像樣的會客衣也當了。於是，本來就不修邊幅的裴文中，變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著一天天空下去。紅木圓桌賣了，祖傳手鐲賣了，連抽屜上的拉環都被卸下來換成了黑窩窩頭。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卻依然癟得像鼓皮。
為了能多掙點錢，裴文中又東挪西借，湊了八塊銀洋，買了一輛舊腳踏車，白天去師大教書，晚上與人合夥出去為一些商家老闆接電話、送藥、打聽訊息、運送貨物，即使寒冬臘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點。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堅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個科學家的價值，應該體現在歷史的任何階段，滲透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在戰火瀰漫、混亂不堪的年代裡，活著，本身就是一個科學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餓，他每天也要堅持鑽研考古方面的書籍，心裡始終惦記著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總有一天會再度輝煌起來，“北京人”化石也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
但賊心不死的日本人，並未放棄對“北京人”的追逐。
據裴文中回憶，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訴他說，有一位日本地質學家要找他談話。當他如約來到飯店時，那位日本地質學家顯得彬彬有禮的樣子，幾句閒談之後，便對他說道：“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長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來北京，準備成立一個‘周口店調查所’，在周口店繼續發掘‘北京人’，準備請你一起參加。”心裡有數的裴文中只點了點頭，卻不作半句回答。
幾天之後，高井冬二帶著一名日本憲兵，突然來到裴文中家。一見面，高井冬二便對裴文中說：“我與長谷部言人剛剛來到北平。我們此行的目的，是準備繼續在周口店開展發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們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說：“依我現在的情況，恐怕是愛莫能助，無能為力了。”
“為什麼？”高井冬二問道。
裴文中說：“不為什麼，只為我是一箇中國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說：“當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選擇的自由。不過，周口店的事情我們日本大帝國很重視呀。明白嗎？很重視呀！你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得多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嘛！我想，裴先生是個聰明人，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說完，高井冬二在屋裡來回踱了幾步，忽然又轉身問道：“裴先生，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問你。”
“請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早就說過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問什麼，轉身離開了裴文中家。
兩天後，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帶著幾個日本兵，領著裴文中（也有人說是押著裴文中）專程來到周口店的龍骨山。面對滿目荒涼、一片蕭條的龍骨山，回想著當年周口店轟轟烈烈的發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絞，感慨萬千。他知道，科學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學；在醜惡的人手中，只能變成罪惡。所以他對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問，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兩位日本“人類學家”火冒三丈，又無可奈何。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