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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當時在731部隊人員之間，這些事曾經成為話題。根據迄今蒐集到的證詞綜合進行判斷，“馬魯太”大致有三個來源：
（一）在華中和華北戰場上俘虜的八路軍戰士和幹部、國民黨軍官兵以及城市、農村裡由於同抗日鬥爭有關連而被捕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們。（日軍）利用軍用列車把他們由各地的俘虜收容所運往哈爾濱，直接押送到731部隊中去。
（二）在哈爾濱市內及其附近地區逮捕的蘇聯紅軍官兵（情報部人員）以及白俄和他們的家屬。首先把他們關在哈爾濱市內的“保護院”裡，然後由哈爾濱的特務機關或憲兵隊押送到731部隊中去。
（三）哈爾濱市郊外“忠靈塔”附近的集中營裡關押的一般中國市民。他們幾乎都是由於受騙而被迫當了“馬魯太”……其中似乎也有僅犯了盜竊罪的刑事犯。
平時白天值班的司令官，還要接著進行夜間巡視，但是在“馬魯太”押送到731部隊的這一天晚上，停止進行夜間巡視。關於“馬魯太”的資訊，屬部隊內部的絕密。
居住在福島縣的原哈爾濱憲兵隊總部憲兵M·M先生寄來了如下內容的一封信：
你（在書中）記述說哈爾濱憲兵隊總部負責押送哈爾濱市忠靈塔附近的“馬魯太”集中營中的“馬魯太”，但是，我相信根本沒有那種事實。
當時，哈爾濱市包括近郊在內設有如下的分隊和分遣隊。各分隊之間聯絡十分密切。相互之間交換情報自不待言。連司法事件都保持著合作態勢。
當時，為了日滿親善和推行國策，為了尊重中國人（當時稱作“滿洲人”）的習俗，增加親日感情，我們憲兵一直在充分地執行人道主義的任務（原文如此，摘自來信原文）。
但是，在哈巴羅夫斯克軍事審判中，曾配屬於731部隊的原哈爾濱憲兵隊總部特高課班長倉員憲兵供稱：“我的職務就是從哈爾濱往731部隊押送犯人。”
“先由憲兵隊總部打電話下達指示，通知我們去領人（‘馬魯太’）。這一通知是下達給田坂曹長的。”
“押送囚犯主要是在夜間進行。我們領到囚犯之後；乘坐押送車，前往平房火車站，以便交給731部隊。在那裡，我們的車停在大門口，由一個人走近哨兵所，同哨兵進行聯絡之後，哨兵同營地內的監獄值班員通電話，爾後值班人員出來，把這批囚犯護送進監獄”。
特設監獄中的“間苗”
“731部隊的特設監獄是進行活體實驗的場所，在這裡最悲慘的事情是”馬魯太“的”間苗“。
剛建成時每棟樓有20至24間單人牢房，但是後來，一層樓約有近一半的房間巳”轉用“為器材倉庫和集體牢房了。
可是，到了1943年，由中國各地押送來的俘虜急劇增加，他們利用貨車把”馬魯太“送到731部隊。
由於這種緣故，原則上一直作為單人牢房使用的特設監獄的牢房，由於”馬魯太“源源不斷到來，變得擁擠起來。
“按規定，原則上每間單人牢房關押兩個人，但是這時，‘馬魯太’的人數增多，巳不允許遵守這一原則。每間牢房塞進了三四個人，各種實驗開始出現了區域性的紊亂現象。‘間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原部隊人員這樣說道。
開始時，731部隊的領導對於往牢房裡塞“馬魯太”表示歡迎。在一間約有四至六塊榻榻米那麼大的單人牢房裡關押三個人，“馬魯太”就只能身靠身地睡覺、吃飯。部隊領導人注意到“過密”狀態，認為實行鼠疫等各種細菌的集體感染實驗，這是絕好的環境。於是，首先給一個“馬魯太”注射鼠疫菌，然後把他放進過密狀態的單人牢房中進行觀察，看其他的“馬魯太”是怎樣受感染的。
原部隊人員說：“可是，不那麼容易發生想象中的集體感染。只有肺鼠疫，大致在兩三天內就能夠傳染到同一牢房裡的‘馬魯太’身上，但是其他的傳染病一下子蔓延不起來，據說‘馬魯太’中有些知識分子，他們懂得預防感染的知識，相互轉告預防方法，並在單人牢房中付諸實施。在‘馬魯太’中有許多比我們頭腦更加優秀的有教養的人。企圖使他們患傳染病的731部隊人員同防止患傳染病的‘馬魯太’之間，每天都展開了智慧的攻防戰。”
於是，他們想出了“間苗”的辦法。在特設監獄的右端有一間浴室，同它相鄰的是設有床鋪的特別處置室。“間苗”就在這裡進行。“間苗”的物件是那些雖多次被當做活體實驗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