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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說是再也不會把一切都告訴她，但至今為止，我向她傾訴的事情比向誰傾訴的都多，只要能告訴她的我都告訴她。我們曾經背靠背地在母親腹中待了九個月，相互關照著對方，後來這成了一輩子的習慣。說來倒是有幾分古怪：瑪戈是個女孩，而我雖然是個極其關注自我的人，卻從未在乎過這一點，不過我能說什麼呢？瑪戈一直酷得很。
“甜椒肉片，跟午餐肉差不多的東西，對吧？我覺得還買得到。”
“我們應該買點兒甜椒肉片。”她一眼望見我，挑了挑眉毛，“這下倒是害得我有點兒興趣了。”
壓根兒不用我開口，瑪戈便往一隻咖啡杯裡倒了些藍帶啤酒給我。那隻杯子實在說不清是否乾淨，於是我緊盯著杯子髒兮兮的邊緣端詳，瑪戈見勢端起酒杯舔掉了杯邊的汙漬，只在杯上留下了一抹口水印。她把杯子端端正正地放在我的面前，“這樣是不是好點兒了，王子殿下？”
瑪戈一心一意地認為，父母把最好的一切都分給了我，我才是父母想要的那個寶貝男孩，是他們養得起的唯一一個孩子，而她則拽著我的腳踝偷偷地溜到了這個世界上，是個沒人要的局外人（我的爸爸尤其不想要這個局外人）。她認為整個童年時代她都是自己在照顧自己，父母會把別人用過的二手貨給她用，時不時忘了在她的許可條上簽字，不肯在她身上花錢，還留下了許多憾事。我真不忍心承認：瑪戈的說法也許有幾分道理。
“是的，我那髒兮兮的奴僕。”
“王子殿下”說著揮了揮手。
我在啤酒旁邊蜷起了身子，我得坐下來喝上一杯啤酒，要不然喝上三杯也行——我還沒有從今早的一幕幕裡回過神來呢。
“你怎麼啦？”她問道，“你看上去簡直坐立不安。”她向我彈了彈泡沫水，彈過來的水比泡沫還要多，這時空調突然啟動，吹亂了我們的頭髮。瑪戈與我老是待在酒吧裡，其實打理酒吧花不了多少時間，不過這裡已經成為我們兩人童年時從未有過的俱樂部。去年某夜我們喝醉了酒，撬開了母親地下室裡的儲物盒，當時還在世的母親已經猶如風中殘燭，我與瑪戈需要安慰，於是我們找出了幼時的玩具和遊戲，一邊小口喝著罐裝啤酒一邊發出“哇”、“哦”的驚歎聲，簡直是在八月裡過了一回聖誕節。母親去世後，瑪戈搬進了我家的老房子，我們把以前的玩具一件接一件地搬到了“酒吧”裡：有一天，一個已然失去香味的“草莓娃娃”玩偶在酒吧的一條凳子上現了身（這是我送給瑪戈的禮物）；而在另一天，一輛缺了一隻車輪的“埃爾卡米諾”小玩具車則突然出現在了牆角的一個架子上（這是瑪戈給我的回禮）。
我們正在考慮組織一次“桌上游戲之夜”，可惜“酒吧”的客戶大多數年紀頗大，對我們的“遊戲人生”、“飢餓的河馬”等桌上游戲實在找不出多少共鳴——再說我自己也不記得如何玩“遊戲人生”了，在那款遊戲中，丁點兒小的塑膠汽車還得載上丁點兒小的塑膠父母和塑膠寶寶。
瑪戈給我滿上了啤酒，也給自己的杯子滿上，她看上去有點兒睜不開眼睛。現在正值中午十二點鐘，我想知道瑪戈今天已經喝了幾個小時。這十年來她一直過得不太順：我那聰明伶俐又不肯服輸的妹妹熱衷於冒險，在20世紀90年代末便從大學裡輟學搬到了曼哈頓。她趕上了最早一撥網路熱潮，成了新貴中的一員，有兩年堪稱財源滾滾，後來卻在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中一敗塗地。當時瑪戈仍然鎮定自若，畢竟她才二十出頭，離三十歲還遠著呢，沒什麼大不了。捲土重來的瑪戈拿了一個學位，隨即加入了西裝革履的投資銀行業，成了一名中層人員，既擔不了多少風光，也擔不了多少過錯，誰料到後來卻在一眨眼間丟了飯碗——她正好遇上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瑪戈從母親的住所打電話給我，那時我才知道她已經離開紐約返回了家鄉，當時她說“我罷手不幹了”，我聽完又是求又是哄地勸她回來，卻聽見瑪戈在電話那頭惱火地一聲不吭。結束通話電話以後，我憂心忡忡地造訪了瑪戈那所位於包厘街的公寓，在那裡一眼瞧見了蓋瑞——那是瑪戈心愛的無花果樹，卻已經發黃枯死扔在了安全出口，我便心知瑪戈再也不會回紐約了。
“酒吧”似乎讓瑪戈重新打起了精神，她打理了吧裡的書籍，給顧客們倒上啤酒，時不時偷偷地從小費罐裡順手牽羊，但她乾的活確實比我多。我們兩個人從來沒有談起以前的生活，我們是姓鄧恩的一家子，我們的前途成了泡影，但奇怪的是，我們對此心滿意足。
“這麼說，到底是怎麼回事？”瑪戈用一貫的開場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