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第16部分 (第3/4頁)

不需要什麼想像力使能夠意識到某一“遊方道士”的威脅。相形之下，本地道士作為禮儀職事人員就比較“安全”，因為人們是知道他們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個在本鄉鄰里間驅邪的法師大概不會比一個家庭醫生更具有威脅性。但如果他是外來人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外來者還擁有特殊法力時，人們對他們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如果說，普通人是由於僧道等禮儀職事人員可能會施行法術而產生對他們的恐懼的話，那麼士紳則是由於他們懶惰而鄙視他們。根據在浙江收集的一組“家訓”的說法，每一種職業——不管是文人、農夫、手工業者，還是商人——都有自己的“生理”（即求生之道）。“惟是懶惰飄蕩、遊手好閒為僧、為道、為流民、光棍、身名無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於天地同者，無此理也。”

由死亡而產生的汙染。一位研究廣東社會的權威曾寫道，那些在葬儀中擔任祭司的人物（在這裡，籠統地來說就是道士），“由於其工作的性質”，就像我們自己杜會里承辦喪葬的人員那樣，在社會上的名聲肯定是不好的。“當他們在場時，鄰居們從來就不會感到舒服。”這裡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由死亡而產生的汙染會附在死者的軀體上。儘管道士們“會盡可能地避免直接觸及屍體或棺木”，但他們卻不可能將自己同自身職業中具有產生汙染危險的那一面完全分割開來。社群中的禮儀職事人員尤其需要依靠葬禮為生，而這一工作使得他們必須不斷地接近新近死去者的棺木。我們尚無法肯定，在華南地區十分明顯的人們對於死亡汙染的恐懼，是否也在其他地區助成了人們對僧道人員的暖昧態度，但我們不能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作為外來者的術士。普通百姓對於禮儀職事人員的態度是既尊敬又恐懼，這一點在帝制晚期的下層僧道人員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身為流浪者，又擁有特別的弄鬼弄神的力量，這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危險。如果閔鶚元的說法是對的，則這種危險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大概已變得日益清晰可見。對於其他文化所作的研究表明，人們常常會將妖術同外來者連在一起。艾倫·麥克法林（Alan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莢格蘭的資料為基礎而注意到，“在鄉下四處遊蕩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會成為妖術指控的目標。①妖術與巫術不同，它並不依賴於天生的內在力量而只需要使用魔法技藝，因而本質上是不以人性人格為轉移的。

由此而產生的惡行更像是野蠻的破壞行為而不是血親間的復仇行徑。因此，四處飄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還是平民）由於在社群內缺乏聯絡紐帶便很自然地成為可疑分子。他們固然不會☆★☆★☆★☆★①麥克法林的看法是：“人們更可能指控他們為術師而非巫師，因為他們並不對某一部分人群構成反覆發生的、秘密的、與內在的挑戰，他們構成的只是一時的威脅。”他在這裡所作的區分涉及到了“巫術”所有的一種天生的惡意，亦即對特定的人加以傷害的動機，而這種惡意只有長期生活在一起後才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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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恩怨之類的犯案動機，但他們也同樣缺乏社會的制約以及對於社群的責任感。除此之外，農夫村民在見到任何外來人時的那種排外情緒也會起作用。害怕他們會施行妖術就是一種很合理的情緒了。①在中國的民間宗教中，人們對於外人所普遍感到的恐懼是透過舉行對“鬼”予以安撫的嚴肅禮儀活動而表達出來的。人們認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聯絡的無根無基的遊魂。否則的話，家人便會為它們提供祭祀，從而減輕它們的痛苦並消除它們的敵意。那些在陽間（或在世俗世界中）沒有社會和政治地位的人是危險的，而其危險性又是同那些在陰間（或在神鬼世界中）最有地位的危險精靈（即鬼蜮）密切相關的。

在1768年的許多叫魂事件中，外來性幾乎自始至終是叫魂大恐慌的導火線。當人們第一次見面時，這種外來性常常會因口音差異而被人們注意到，陌生人也就立刻便會被識別出來。

在廣東的一些社群，擔任巫師的人必須是在當地社會中已有建樹的成員，因為要達成將種種邪神從未得到安息的死者身上除去的任務，就必須對村裡的社會關係有深入的瞭解，否則是辦不☆★☆★☆★☆★①關於巫術恐慌源於社群的緊張的看法，對於理解妖術事件並沒有什麼幫助。正如在中國發生的妖術事件所顯示的，受到人們懷疑的術士是外來人，對受他們之害的人來說，他們則完全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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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此事的。由此看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