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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說，來自山東的供詞每天都有新的破綻。山東最初的兩個剪辮犯靳貫子和蔡廷章跪在軍機大臣們面前，推翻了自己的原供。大臣們詰問道：“通元、張四儒在江省現已就獲，不日解京對質，更復何從狡賴？”因為蔡廷章腿膝刑傷未愈，他們便在審訊時夾壓他的手指，他重複了在山東的原供。但是一將他的手指鬆開，他又再次翻供，訴說自己的冤枉。顯然應從山東傳喚更多的證人來北京。（硃批：“速行文提犯。”）軍機大臣們表示，在證人未到達前，“臣等將該犯暫停嚴訇，待傷痕稍愈”再加研詰。與此同時，他們“不敢稍有懈弛，稍為淆惑”）
但是，案子本身現在已經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果說，現有的新證據已使得整個叫魂案建築於其上的那些供詞發生了動搖；那麼，即將從各省送來北京的諸多案子又會造成怎樣的新困窘呢？人們如何才能將這種尷尬局面轉報給弘曆？——在這個案子上，他不僅已押上了個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個王朝的尊嚴。
到了9月21日，弘曆已經對壞訊息做出了反應。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屬“荒唐無據”。這不是因為奸徒撒謊，就是因為“問官鍛鍊成招”，而“兩者皆不足信”。他問道：“似此浮光掠影，真犯何由就獲，重案何由結清？”但是，弘曆反對將嫌犯無限期關押的建議：“人犯一經拿獲，應即詳晰訊問，若審明確系無辜，應急為省釋。”
甚至在熱情的皇上看來，冤獄的肆虐也變得越來越明顯。
到了10月5日，弧歷在一份經由機密渠道發給各省督撫的不尋常的上諭中推論說，整個叫魂案很可能是由陰謀家們編造出來的，其目的則在於挑動人們對官府的仇恨並煽動造反。但是他別無選擇，只能防患於未然，在注意不要傷及無辜的同時將所有嫌犯一同打盡。對於那些倍受壓力的各省官僚來說，這是一個自相矛盾而無法實現的指示。
在北京，供詞中的矛盾愈益山積。蔡廷章和韓沛顯的口供已經徹底翻轉過來。賣唱乞丐如何被裁贓陷害的故事已及時地報告給了弘曆。不僅如此，當靳貫子這個最初的資訊提供者面對自已供出的“張四儒”時，竟不知他為何許人。然而，弘曆仍然扮演著一個鷹瞬虎視的檢察官的角色。他在10月7日寫道，這些罪犯很可能有不在法庭相認的默契，以便掩，飾他們的陰謀。因此，劉統勳應更為仔細地訊問案犯，只要在他們言詞行為中發現任何一點疑問，就應窮追到底，這樣才能找到真正的線索。此外，必須特別注意和尚通果，弄清那些髮辮到底有什麼用。但是，正在承德的大學士傅恆已看到整個案情中有著太多的矛盾，也開始對案情產生了懷疑。10月17日，他命江蘇巡撫彰寶把江蘇的所有嫌犯送到北京，以便對他們進行交叉審訊。
此刻，軍機大臣們面前出現了一個機會：大學士劉統勳正動身從北京來承德。現年六十八歲的劉統勳是北京高層官僚中的佼佼者，在軍機處已任職十二年，官聲清廉。他敢於報告壞訊息，並不憚堅持犯難招怨的政策。雖然弘曆有時會覺得他討厭，卻對他抱有不可動搖的尊敬。有一次他曾因劉的一個不受歡迎的建議而將其監禁，但很快便原諒了他，並繼續委以要職，包括命他為首席太子太傅。弘曆對這個耿直的臣僕深為感激，當劉統勳於1773年辭世時，他對劉家親加慰勉。
作為資深的當值軍機大臣，劉在酷暑的北京揮汗辦公，而他的皇上主子則在承德避暑消夏。在妖術恐懼攫住京城的當口，劉統勳所面對的是一個微妙棘手的難題：他一方面必須查清案情，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民眾中引起恐慌。隨著各省的叫魂案犯不斷地移送來京，他對地方官所報告的拙劣失實的案情有了充分的瞭解。他呈遞給弘曆的奏報件件都是機智巧妙的傑作，這些奏報羅列出案情中的種種漏洞，包括大量翻供的原話。不過，劉將所有這些資訊都包裝在一種極度熱心的外表之下——他只是不肯照單全收這些“狡猾”和“迴避”的供詞而已。至少，這些奏摺不會讓他受到對叫魂案犯手軟的指責。當賣唱乞丐於10月15日在北京翻供後，劉覺得已到了採取行動以避免使皇上陷入更大窘境的時候。但這必須等到皇上在場時與他一起採取行動。
作為刑部尚書，劉統勳有責任每年去承德協助皇帝處理秋審案件，即對那些已定案的死刑犯重新審理一次。當秋審案呈送御前時，弘曆必須用硃筆對行將處死的案犯“勾到”。按照常規，劉統勳每年夏天留守北京處理軍機處事務，大約10月中旬去承德，然後陪同弘曆回京。在秋高氣爽從容回京的路上，弘曆將根據劉的意見，在每個待決案犯的名字上用硃筆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