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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夜半的緊急情況：第三團團長劉濟仁來電話說：黃公略是共產黨，二十日黃昏借鬧餉為名，殺死他的侄子——十一連連長，在嘉義鎮向商會借了三千元，率隊伍向南山逃跑了。他威脅說：“石穿！黃石是你推薦的，他叛逃你有責任哪！”我說：“是呀！責任以後再說，現在如何辦？鬧餉是一個大問題。現在五個多月不發餉，這個問題可能波及全師，那就成了大問題呀！”把他一嚇，他那股說話的蠻勁就消失了，馬上改口說：“是呀。不好辦！”我感到鬧餉是打中了他們的要害。過了一會兒，第二團團長張超也來電話說，三團三營營長率部叛變，原因是發動軍隊鬧餉。我說，這個問題真令人不安，現在五個多月不發餉，一團素有鬧餉習慣。二團規矩些，比較安心。他說：“這很難講，誰能安心，擔保他們不鬧餉，下級軍官也難免。”我說：“以後我們多聯絡吧！”他說好。聽他們的口氣，我們以鬧餉為手段來發動起義，他們是沒有勇氣來進攻的，我心中鬆了一口氣！
張榮生來問：“這麼晚，為什麼還不睡？誰來電話？”我把上述情況告訴了他，要他立即找鄧萍來，同時請團黨委其他同志來開會。張、鄧說：“黃石麻子是怎麼搞的呀！”鄧說：“怎麼辦？”我說：“現在埋怨也無用，趕快以士兵會名義，寫信給二、三兩團各營、連、班長，只說五個月不發餉，還要清鄉剿共殺農民；現在一團已經鬧起來了，要求發清欠餉，不發餉不下鄉，還要一起幹共產黨。信油印出來，郵寄二、三團和留守處。”讓張榮生即派通訊班帶上工具，到城西五里以外，把通長沙電話線破壞，破壞得越多越好。並寫上“共產黨萬歲”。
拂曉前，他們回到團部，我在高興中哼道：“電傳天書值千金，這是革命幸福根。度過明天難關日，念二午時紅旗新。”鄧萍聽了不懂其中意思。我從衣袋裡拿出周磐給李副師長的電報，鄧萍看了問：“這是怎麼到你手裡的？”我說：“這可不能說，這就是群眾的力量。”這位俊秀好學的青年，這位無名英雄呀！我永遠懷念著你！
天快破曉時，滕代遠、李燦、李力、黃純一等同志到齊了。鄧萍告訴大家，黃石已起義，率隊伍開進嘉義鎮以南大山中去了。大家聽了有喜懼兩種表情。我把劉濟仁和張超兩人電話告訴了大家，我說：“聽他們口氣，對鬧餉有恐懼，我們起義時，他們不會來單獨進攻。”我又說：“嶽州、湘陰沒有正規軍，只有民團；長沙有七個團，瀏陽有張輝瓚旅三個團；閻仲儒旅在醴陵，估計兩三天甚至四五天內，不會有大軍進攻。為了徹底消滅反動武裝，充分準備是必要的。公略搞早了一點，但不要緊，也起了擾亂二、三團的作用。我們還是按原定計劃不變，加緊策動二、三兩團的鬧餉工作，加緊對他們兩團在城內留守處的工作，迅速郵寄出鬧餉傳單。”經過簡短的討論，大家同意按預定計劃起義。
會議還討論了宣誓的準備、起義後軍隊的名稱番號、幹部配備。我提議叫工農革命軍，滕提議叫工農紅軍，大家同意工農紅軍的名稱，番號為紅五軍（因為井岡山是紅四軍），原一團所屬之一、二、三營擴編為一、四、七團。確定紅五軍實行黨代表制，軍官由士兵委員會選舉。官兵平等，待遇一樣，起義勝利，每人發十二元慰勞金（分幾次發，當時只發了四元）。俘虜遣散費要看現金和人數的具體情況再決定。討論了由張榮生拿來的明天中午需要扣押的軍官名單和代理人員的名單，這些名單均經過營、連士兵會擬就。確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團長召集軍官會議，扣留一批反動軍官；十一時半團長到東門外天嶽書院第一營大操場講話，宣佈起義。
大家在十分嚴肅緊張的氣氛中工作，愉快地度過了二十一日。黃昏時，李燦來談一營起義準備情況，他特別高興地說：“去年五月‘馬日’長沙許克祥團叛變；十四個月後的‘馬日’，是一團在平江準備起義，這變化真快呀！”黃純一、張榮生、李力他們都自動來談準備工作。李力說：“師特務營鬧餉的事已串通了，參加起義沒有把握；但不會參加反動方面起阻礙作用，這有把握。”李燦說：“清鄉委員會的反動部隊，每日十二時半午睡，十四時半起床，這段時間除守衛者外，沒有其他人在外面。這是今天親自偵察的，我們下午一時起義正合適。”黃純一談：三營金營長有些不正常，心情有些不安，似有所察覺。各連已推選了鬧餉代表，都秘密開了會，情緒很高，自動要求解散清鄉委員會、挨戶團、警備隊、警察者不少。對放出牢裡的犯人，是一致的要求。我說：“這就好辦了，三營能參加起義，師特務營能中立，那就好了，那就勝利了。”他又說：“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