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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如果說這也是一種章法、文法、筆法，是就廣義上來說的，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在塑造身份、階層、地位、年齡相類相似，而又刻畫出不同的性格，使之犯筆而不犯、同中而有異，在這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寶貴的藝術經驗。今天，尤需加以系統地總結、整理，以求作為現在小說創作的借鑑。第三，研究人物關係網路，分析性格特點，提出作者用隱筆、正寫、穿插等筆法塑造人物。張竹坡在《讀法》五中指出：“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梅；未娶金蓮，卻先娶玉樓；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寫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諸人，又極盡天工之巧矣。”在人物網路關係中，視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而穿插描寫。張竹坡還指出，《金瓶梅》正寫金蓮、瓶兒。《讀法》十六指出：“《金瓶》內正經寫六個婦人，而其實只寫得四個：月娘、玉樓、金蓮、瓶兒是也。然月娘則以大綱故寫之；玉樓雖寫，則全以高才被屈，滿肚牢騷，故又另出一機軸寫之，然而以不得不寫。寫月娘，以不肯一樣寫；寫玉樓，是全非正寫也。其正寫者，惟瓶兒、金蓮。然而寫瓶兒，又每以不言寫之。夫以不言寫之，是以不寫處寫之。以不寫處寫之，是其寫處單在金蓮也。單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眾人也。籲，文人之筆可懼哉！”《金瓶梅》重點塑造了四個女性形象，金蓮處於形象體系的中心位置，正面寫，重筆寫。雖也正寫瓶兒，但在瓶兒與金蓮爭寵的矛盾衝突中，金蓮處於主動進攻地位，瓶兒處處被動。正寫潘金蓮妒瓶兒害官哥，而瓶兒卻往往不覺察不警惕，泰然處之，在不寫之處顯示出瓶兒寬厚憨直。張竹坡很準確地把握了主要女性形象之間的關係，以及作者塑造她們形象時的筆法特點。以金蓮為女性形象體系中心，張竹坡進一步指出，寫蕙蓮的作用在於惡金蓮危瓶兒。張竹坡指出：“書內必寫蕙蓮，所以深金蓮之惡於無盡也，所以為後文妒瓶兒時，小試其道之端也。何則？蕙蓮才蒙愛，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喚貓，金蓮睃見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異教西門早娶瓶兒，願權在一塊住也。蕙蓮跪求，使爾舒心，且許多牢籠關鎖，何異瓶兒來時，乘醉說一跳板走的話也。兩舌雪娥，使激蕙蓮，何異對月娘說瓶兒是非之處也。卒之來旺幾死而未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為之也。作者特特於瓶兒進門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不悟，且親密之，宜乎其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為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讀法》二十）蕙蓮在《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即自縊身亡，蕙蓮自殺是一種消極的反抗，也包含對自我失誤的懺悔。蕙蓮的悲劇，揭示了人性弱點在情慾膨脹的境遇中怎樣導致一個人的毀滅。蕙蓮形象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獨特社會意義。張竹坡則從人物形象關係角度，認識其藝術功能在於穿插、陪襯，在於預示，在於表現生活的複雜。在作者的設定中，蕙蓮是瓶兒的前車之鑑，是為揭示潘金蓮嫉妒、西門慶縱慾而設定。所以，張竹坡在第二十六回評語中再次指出：“有寫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蓮等是也。本意只謂要寫金蓮之惡，要寫金蓮之妒瓶兒，卻恐筆勢迫促，便間架不寬廣，文法不盡致，不能成此一部大書，故於此先寫一宋蕙蓮，為金蓮預彰其惡，小試其道，以為瓶兒前車也。然而，蕙蓮不死，不足以見金蓮也。”張竹坡以金蓮形象為中心，處處從全書架構、人物形象整體結構出發來分析人物之間關係、人物形象在全域性中的作用。這可以說是張竹坡《金瓶梅》人物形象論中的一大特點。張竹坡認為《金瓶梅》隱筆寫月娘（見《讀法》二十五）、特用意寫春梅（見（讀法》十七）、王六兒是借色求財等分析，均極有參考價值。第四，錯亂年表，故為參差。中國古代小說與歷史傳記有血緣聯絡，史傳崇實觀影響了文人的小說觀，往往把小說當史傳對待，認識不清小說的文學特性。金聖嘆衝破了史傳崇實觀的束縛，把小說與歷史的區別分為“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之不同。張竹坡對小說的文學特性有了更深的認識，他認為寫《金瓶梅》比寫《史記》難；他指出要把《金瓶梅》作為文學來讀，不要當做事實來看。他更進一步認識到《金瓶梅》在時間安排上的虛擬性、參差性，是文學虛構藝術世界中的年表，而不能按現實生活，像史傳作品那樣死板。他在《讀法》三十七論述道：《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雲西門慶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歲。而官哥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