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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清的笑笑生曾在北京做官”（池本義男《金瓶梅詞話文獻研究叢書》）。作者對西門慶是持批判揭露的態度，對西門慶的罪惡行為，作者是極為憤慨的。西門慶不可能是作者的自傳。只能說西門慶形象包含有作者的閱歷，有作者的寄託。近年來，有些研究者在不考慮西門慶形象塑造的直接政治目的，不考慮作者的寄託的情況下，以現代文藝理論為參照系，對西門慶藝術典型進行分析研究，學者們的見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新興商人悲劇”說，認為西門慶是十六世紀新興商人的悲劇典型。西門慶的商業活動中包含有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甚至說西門慶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正在朝向第一代商業資產階級蛻變的父祖。“封建商人說”與上述觀點相對立，認為西門慶是封建商人，他的商業是封建專制主義保護下的商業，不具備新興資產階級商業的性質。《金瓶梅》雖然產生於十六世紀中葉我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但卻並沒有表現資本主義的萌芽。論者認為《金瓶梅》主要表現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商人的活動和他們的歷史命運；表現封建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空前發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風尚與社會心理的重大變化；表現這些變化對以土地權力為基礎的舊的社會秩序、舊的社會風氣的動搖（羅德榮《論西門慶》）。還有一種較為折中的觀點，認為西門慶形象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封建商人的典型。西門慶的商業經營模式上，更多的帶有封建商業經濟特點，但其部分商業利潤帶有資本主義性質（曹炳建《金瓶梅西門慶形象新論》）。有學者從西門慶這一商人的屬性，明代民間商業資本的性質與惡劣環境來分析西門慶之死，是專制體制下民間商業資本的悲劇。西門慶的縱慾到最後暴死，正是明代商業資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動寫照。它預示著明代的商業資本只能與封建體制一同腐朽，而進不了近代社會的大門（李雙華《西門慶：專制體制下商業資本的縮影》）。明代中晚期，
雖然有了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由於封建體制的束縛，不可能成長為大樹，也就不可能形成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從經濟史的角度解讀西門慶形象，可有助於我們形象地瞭解認識明中後期的社會特點與經濟生活狀況。西門慶的商業活動具不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西門慶到底是新興商人還是封建商人？這是關係到《金瓶梅》思想性質，關係到如何認識歷史的大問題。毛澤東在日理萬機的歲月裡，認真研讀文學鉅著《金瓶梅》。他特別注意作者對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描寫。他說：“《東周列國志》寫了很多國內鬥爭和國外鬥爭的故事，講了許多顛覆敵對國家的故事，這是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當時的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和被壓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引自逄先知《記毛澤東讀中國史書》，見《光明日報》1986年9月7日）毛澤東認為，《紅樓夢》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同樣，《金瓶梅》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在幫助我們瞭解封建社會，瞭解歷史這一點上，兩書是互補的。《金瓶梅》塑造了不朽的文學典型西門慶，主要寫市民階層的生活，側重在下層；《紅樓夢》塑造了亙古未有的典型賈寶玉，主要寫貴族生活，側重在上層。《金瓶梅》寫了主人公西門慶的大量商業活動，這是《紅樓夢》所沒有的。《金瓶梅》描寫金錢商業、經濟；《紅樓夢》描寫政治、禮儀。《金瓶梅》重摹寫生活，是寫實的；《紅樓夢》重表現情感，是寫意的。《金瓶梅》是生活小說、市井小說；《紅樓夢》是詩意小說。《金瓶梅》是下里巴人。《紅樓夢》是陽春白雪。對西門慶這一典型，從藝術上分析其性格的複雜，作者塑造這一形象的開拓意義，這種研究是必要的。探討作者塑造西門慶的寓意，從經濟角度研究西門慶，幫助我們瞭解封建社會，瞭解歷史，瞭解《金瓶梅》這部書的價值，是更為必要的，透過西門慶典型的研究，可望使《金瓶梅》研究出現新的突破。
第四講 還原文字，迴歸經典，走近蘭陵笑笑生
《金瓶梅》三種版本系統（1）
《金瓶梅》刊印本共有三種系統，實現了由原創稿本到文字與評點的結合，艱難地傳播，透過讀者而存在，生命不息，魅力無窮。《金瓶梅》先有抄本流傳，在北京、麻城、諸城、金壇、蘇州等地傳抄。約經二三十年的傳抄後始有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簡稱詞話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簡稱崇禎本或繡像本）、《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簡稱張評本）為明清時期的三種版本系統。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對《金瓶梅》版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