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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患難窮愁作者問題，三四百年來，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個焦點。
問題與成書是二而一的問題。徐朔方先生列舉內證，確定《金瓶梅》成書年代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開先《寶劍記》脫稿）至1573年（萬曆元年）之間。寫定者的籍貫在今山東省中部及蘇北北部，其家鄉距離清河、臨清不很遠，並應是李開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評論者是怎樣看這個問題呢？這時期，與研究作者有關的文獻，有屠本畯寫的《觴政》跋語、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謝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遊居柿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宋起鳳《稗說》、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種。這七八種重要文獻，以屠本畯、欣欣子、謝肇淛三家為早。屠、謝的兩則約在1607年與1616年。三家有兩家提到作者年代為嘉靖（屠、謝。謝雲“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衛），有兩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兩家提到王世貞：屠雲“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謝雲“唯弇洲家藏者最為完好。”都說得非常肯定確實。據此看，世貞與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關係。這一看法大約是可以成立的。根據徐朔方先生確定的成書年代，作者應生活在嘉靖、隆慶年間，與王世貞同時。世貞卒於1590年，到屠、謝記載王世貞家藏抄本時，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約六十歲，謝肇淛四十歲，他們應該是非常熟悉王世貞的文學活動的。他們記載了作者的遭際與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許有意避諱而不指明。他們熟悉書中描寫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緒。他們是作者的同時期文人，與作者約為兩代人輩份。所以，在考證作者情況時，屠、謝兩則材料極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與王世貞、與作者則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雲作者是“紹興老儒”，說明是“舊時”；沈雲“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說明是“傳聞”。這後兩位的記載，相對來說，不如屠、謝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問題的探討有三說：一、宋起鳳《稗說》卷三提出王世貞“中年筆”之說，論述肯定而詳贍。他說：“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即有知之，又惑於傳聞，謂其門客所為書，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宋起鳳在金陵與薛岡相交。薛岡《天爵堂筆餘》記載薛岡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前後，從文吉士那裡見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約天啟間，包巖叟贈寄薛岡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鳳與薛岡可能共同研究過作者問題，他在《稗說》中提出的《金瓶梅》為王世貞中年筆之說，值得重視。宋起鳳《稗說》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謝頤《第一奇書序》早二十多年。二、張竹坡較重視對作者閱歷的研究，不主張去猜測作者的真姓名。他認為作者經歷了患難窮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有四五處提到與作者有關的問題：1。《竹坡閒話》、《寓意說》、《苦孝說》諸篇評論貫串了孝子作書的觀點，但又未指出作者為誰，也沒有暗示作者為王世貞的意思。他的“苦孝說”用意在於“洗淫亂，存孝悌”，類似金聖嘆“削忠義，仍水滸”，是想給《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書》讀法三十六說：“作小說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姓名。乃後人必欲為之尋端，竟委說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為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之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沒搭撒沒要緊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既置不問。即作書之人，亦止以作者稱之。彼既不著名於書，予何多贅哉！”主張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這一論點，與謝頤《第一奇書序》不同。謝序雲：“傳為鳳洲門人之作”，“或雲即鳳洲手”，此說與宋起鳳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雲：“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書”。4。第十七回回評雲：“夫作者，必大不得於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曆敘運艮峰之賞，無謂諸奸臣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5。讀法五十九條說：“《金瓶梅》作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方能為眾腳色摹神也。”竹坡重視從作品形象實際出發，探究作者的閱歷與憤怨，在沒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時，而不任意推測作者姓名與書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說作為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