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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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和復興呢？根納季·布林布利斯？謝爾蓋·沙赫賴？安德烈·科濟列夫？葉戈爾·蓋達爾？這些人起草了關於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協定，宣佈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實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將西方自由主義注入俄羅斯的嘗試伴隨著國內生活水平的驟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亂的膨脹，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羅斯公民的廣大階層。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作為拼湊的概念來到人們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飽經憂患和痛苦換取來的，所以它只能成為很少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
當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決中透過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收錄了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憲法畢竟不是意識形態，其自由主義——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具有“框架的性質”。因此，對憲法的忠誠並不違背對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羅斯是否需要一個全民族或國家的新意識形態呢？一部分政論家認為，在俄羅斯，對所有意識形態的興趣和信任已經消失殆盡，而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俄羅斯社會有沒有對意識形態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韋伊提出了問題，並進而回答道：“這很值得懷疑。在俄羅斯佔主導的是對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排斥，不管是誰信仰它。這樣的精神狀態不是臭名昭著的蘇聯極權主義的後遺症，而是俄羅斯最近十年的歷史造成的。” 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多次談到對意識形態和各種“主義”的拒絕。然而，社會的全面非意識形態化意味著社會陷入混亂和荒誕的局面，與其不可預料後果的力量角逐將佔據思想鬥爭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認為，俄羅斯不能在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的狀況下生存，“俄羅斯應找到自己的支柱，每個文明、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關係中能夠使人們聯合為一個整體的東西。社會思想或者宗教思想發揮凝聚的作用，或是賦予任何活動以意義，在俄羅斯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俄羅斯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正是有關俄羅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並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維護了它的統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業家兼哲學家亞歷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於尋找新的、全國普遍適用的意識形態。他向自己的讀者和聽眾宣傳：只有新的世界觀可以解放人的創造力，並生成巨大的能量，從而使俄羅斯走上新的軌道。然而，帕尼金最終還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公式。
意識形態的抉擇（3）
《明日報》的亞歷山大·普羅漢諾夫和聖彼得堡的前任州長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夫同樣相信，俄羅斯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公式，而且俄羅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識形態。誰要是能夠找到適當的語言和公式來表述它，“誰就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因為這做起來並不簡單”。 而來自世界政治科學聯合會的葉蓮娜·謝斯托帕爾教授認為，表述俄羅斯的新意識形態並沒有那麼困難，關鍵在於有沒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確切地講，民族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麼，它從何產生？”耶·謝斯托帕爾提出了問題，並緊接著回答道：“這是政治實踐家、政治學研究者和人文學科理論家的事情。他們茫然地從一個政黨換到另一個政黨，但是在上層暫時尚未意識到理論工作的必要性。當前，這項任務在各方面都已成熟。這裡指的是發展方向的選擇和一定的價值參照物的選擇。執法機關，確切地說，是總統本人及其工作班子應成為主要發起人，因為人們總是在尋覓某個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們做什麼，什麼時候做和怎麼做。”
哲學博士亞歷山大·齊普科也期待著總統對俄羅斯歷史上最“悠久、難解的問題”做出回答。在亞歷山大·齊普科看來，恰恰應當由普京來宣佈和解釋20世紀俄羅斯歷史的三個階段具有總體繼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設未來的過程中，哪些價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決“白軍和紅軍”的問題，並“指出公民對其臣服的領袖和選擇的思想負有責任的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議論和要求。
事實上，俄羅斯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建立某種新的全國或全民性的意識形態，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確定所有公民必須共同接受的意識形態價值。這不僅是因為俄羅斯聯邦憲法明確規定，俄羅斯“承認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任何意識形態均不可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或必須遵守的意識形態”（第13條）。要知道，那些支援統一的民族和國家思想的人可以根據他們找到的公式修改俄羅斯憲法。
俄羅斯社會構成複雜、歷史豐富而充滿矛盾、民族眾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