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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他在國外求學期間，是靠自己在餐館裡洗盤子謀生的，那時窮得廖師母在親戚家寄居，也就是陳剴的家。廖思源的拿手好戲是削土豆皮，有時表演給於蓮和於菱看，他不愧是動力學權威，懂得怎樣利用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率。手指，快刀，土豆，像魔術師般旋轉著，動作快速嫻熟，總引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但他只能為他認為是自己人的人，才表演特技的。
於而龍可能也如此，只是對自己的人，才毫不見外地責備：“你不應該給他們製造笑話的機會。”
“這不是笑話。”他回答：“我不配，也不能當黨員了！”
“胡說——”於而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在五十年代生龍活虎的工程師，中央領導人握過他手，表揚了他的幹勁。特別在六十年代，別爾烏津領著他那一夥不告而別，工廠落到那種田地，像遭到強盜洗劫過的人家，連貼身褲子都失去了。哦！廖總工程師那時年富力強，精力旺盛，以致得了傳染性急性肝炎，轉氨酶指數高達五百，也不曾把他搞倒拖垮。那時他按高階知識分子待遇，發他一張購貨卡片，可以享受一些優異待遇，後來收回一看，他的卡片上全部是空白，一樣東西都沒買過。儘管那樣，他還是日以繼夜的滾在廠裡，用大鞭子抽都不走。當工廠終於造出了中國風格的產品，那大馬力的傢伙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時，大夥兒都圍上去向他這位設計師祝賀。因為別爾烏津幸災樂禍地預言過工廠可以關門大吉，現在照常運轉起來了，能不高興麼？人有人格，國也該有國格。“廖總，廖總，你真是個好樣的！”但他躲不迭地避著大夥：“別碰我，別挨著我，我是肝炎患者，會傳染給你們的。”然後，興奮地爬上機器，和他一向端莊的體態，沉穩的性格全不相同，緊貼著轟隆隆的心臟部位聽了會子，回過頭來，向趕來抓他住院去的謝若萍說，用的是拉丁語：“夫人，哦，尊敬的大夫，脈搏正常——”
像這樣一個熱愛自己工作，熱愛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竟然會提出來退黨，起碼是反常的心理狀態。在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黨裡鑽以牟私利的時候，他卻要當廢料，當二氧化碳，豈不怪哉。
“你不是發高燒吧？”他正告著。
“我是說正經的。”廖思源頗為嚴肅的回答。
現在，於而龍終於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該經過多少時間的鬥爭，才得出今天的結果。
隨後，在去年秋天，十月裡那個清冽的早晨，謝若萍為了使孤獨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訊的歡欣，和於蓮一塊來到了樓下。
正在做氣功的廖總工程師，起先不相信，繼續閉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於蓮調皮地放開了勞辛的錄音講話，他的氣功無論如何做不下去了。
畫家把錄音機湊到他耳邊，他站了起來，半信半疑地：“ 該不是愚人節的新聞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著日曆：“是十月幾號來著？”
一看寫字檯上的日曆，已經好多天沒翻過去了，於蓮開他的玩笑：“你這個當代陶弘景啊！‘山中無日月，惟有白雲多’。”
謝若萍嘆息，她想起廖師母，那個多麼愛自己丈夫的妻子，在這間屋子裡度過她生命最後時刻的情景。一個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軌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傾斜： 側，把日子過得不像樣子了。
“有一位詩人，我認識他，他最後被國民黨槍殺了，曾經寫過一首詩，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讀過，我給你念兩句：‘這是一泓絕望的死水，春風吹不起半點漪漣。’蓮蓮，聽，像不像我？”
“不！”於蓮大聲地反駁：“你那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頹廢要不得，這股風會把你吹起的，一定——”
過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來了。年底，王緯宇來找於而龍，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問著：“你幹嗎不攔住他？”
“誰？”
“鐘樓怪人。”
“什麼事？”
“他正式申請出國，到他女兒那裡去，和家人團聚。”
他能說些什麼呢？
於而龍想都想不到：度過了對他來說是最難熬的歲月，從剃成陰陽頭，到成為敲鐘人為止的苦痛歷程，是不容易的：現在，和煦的春光又溫暖了每個人的心窩，他居然提出要走，實在是不可思議。
“看看你器重的專家黨員吧！”王緯宇說得比較婉轉，不曾用拉進黨來等等粗俗字眼。
於而龍哪有工夫理他，把革委會主任撂在客廳裡，下樓找廖老頭去了。
二十多年來，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