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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
筆者認為，倫理，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而且還是人與自然（天、地和神）之間的倫理，倫理就是為了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和諧。作名詞講，倫理就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狀態；作動詞講，倫理就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劉小楓把倫理分為“人民倫理”和“自由倫理”。他在哲學隨筆中說：
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教化是動員、是規範個人的生命感覺，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個人的生命感覺。自由的敘事倫理學不提供國家化的道德原則，只提供個體性的道德境況，讓每個人從敘事中形成自由的道德自覺。倫理學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敘事倫理學僅讓人們面對生存的疑難，搞清楚生命悖論的各種要素，展現生命中各種選擇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讓人自己從中摸索倫理選擇的根據，透過敘事教人成為自己，而不是說教，發出應該怎樣的道德指引。
劉小楓是從“生命感覺”的角度看待倫理的，人民倫理與自由倫理是矛盾的，前者壓迫個人的生命感覺，後者解放個人的生命感覺；前者讓個人被迫接受一種道德規範，後者讓人自己選擇一種道德規範。倫理旨在教化，但一旦成為人民倫理，要求個人被迫接受，就可能帶來災難。
成中英教授把人類文化中的倫理體系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德性倫理”，第二類為“責任倫理”。前者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後者則是典型的西方現代責任倫理。他說：
目的性的德性倫理是與第一類倫理體系中各倫理的一貫相連性有密切關係的。個人倫理的目的性在追求生活的和諧和人格的完美，為達到此一目的，一個必須經過家庭、社會、國家等倫理修養層次才能達到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就必須假設各倫理的相連一貫，並在一整體的大系統中融合為一。與目的性的德性倫理相反，分辨性的責任倫理是以知識而非單純的主體的目的性為其成立條件。在分辨性的責任倫理中，目的性是在知識的限度下存在，即個人必須在知識認定的範圍內尋找目的。即使先有目的提出，目的可行性卻要經過知性的評估來確定，故人生最高的目的只可看成個人的信仰部分，而不必與社會倫理或國家倫理相互關聯。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成中英教授所說的“德性倫理”即中國傳統儒家倫理與劉小楓所說的“人民倫理”相似；“責任倫理”與劉小楓所說的“自由倫理”相似。這也正好與中國文化重德性西方文化重自由相對應。成中英教授還分析了二者的優缺點：
此一責任倫理對理解與規範人的行為，具備了理性的分析力和精密度，故較能掌握權利與義務的分野，並較重視行為的效率和效果。然而，它卻因之削減了人的主體性整體投入，限制了自我擔當的道德創造力，使人的品質平庸化和現實化，把人推向機械化商品的存在，根本無法真正突顯人的崇高和尊嚴。
相反的，德性倫理體系具有強烈的目的性，也更能激勵人性中的創發力量，展現人的道德勇氣、智慧和活力以及為理想犧牲的精神。這是人的主體性的至高表現，且基於其與宇宙本體的連貫性，充滿淋漓盡致的生命精神。但是在社會與國家層次，它面臨現代科技和經濟分工的需要，卻無法有效地動員協合眾人的力量。這是由於德性倫理無法和責任倫理透過理性的立法，使社會產生共識與共同責任，要求每一個人都能理性地去實現社會的共同目標。這就有礙於國家現代化和知識技術化的進步。
為了更好地理解倫理，行文至此，有必要對倫理與道德進行細微的區別。人們一提起倫理，就往往與道德扯在一起，二者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羅國傑認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倫理’與‘道德’這兩個概念，在一定的詞源含義上，可以視為同義異詞，指的都是社會道德現象。”李萍的觀點比較全面，他說：
“倫理”與“道德”這兩個概念，一般並不做很嚴格的區分。它們都是關乎人們行為和品質的善惡正邪，乃至生活、生命意義和終極關切。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歸結出它們的若干區別或差異：
第一，作為日常用法，“倫理”更具客觀、外在、社會性意義；“道德”更多地或更有可能用於個人，更含主觀、內在、個體性意味。
第二，作為價值本身，倫理的核心是正當（適當、合適、合宜），道德的核心是善（或美德、德性、好等）；倫理是基礎的價值，道德是完善自身的可能性，是超越的價值；倫理是手段性的，道德通常被理解為目的性的；倫理中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