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敗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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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鎮上只有他這麼一個大夫。後來，香蕉公司來到馬孔多，並且開始鋪設鐵路。打那以後，小屋裡的椅子就顯得多餘了，因為香蕉公司開辦了職工醫院，四年來找他瞧病的人都不來了。他眼瞅著“枯枝敗葉”踩出了新路，但是沒有吭氣。他依然敞開臨街的大門，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著人們熙來攘往，可就是沒有人登門求醫。於是，他上好門閂，買了張吊床，往房間裡一躲，不再出來了。

那時候，梅梅每天早上給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牆角一丟。禮拜六梅梅打掃臥室的時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誰要是看見大夫的那副神情，一準會想：要是哪個禮拜六梅梅不來打掃，這間屋子變成了垃圾堆，對他來說也是無所謂的。

現在他什麼也不幹，幾小時幾小時地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從半掩的門望進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間裡影影綽綽地看見他，乾巴巴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頭髮亂蓬蓬的，那雙冷酷無情的黃眼珠裡顯出一種病態，他分明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敗仗。

他住在我們家的頭幾年裡，阿黛萊達表面上若無其事，或者說是無可奈何，或者說實際上是遷就我的意思，讓他留在這裡。後來，診所關門了，大夫只在吃飯的時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間，坐在桌邊，總是那麼沉默寡言，悶悶不樂。這時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說：“養著這麼個人簡直是造孽，供養他就好比是供養魔鬼。”而我呢，總是袒護他。這是出於一種混雜著憐憫、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現在怎麼說，當時的心情裡確實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執地說：“還是得養活他。他在世上無親無故，需要大家體諒他。”

過了不久，鐵路通車了，馬孔多變成了一個繁華的集鎮，來了不少陌生人，蓋了一家電影院和許多娛樂場所。那一陣子，人人都有活兒幹，唯獨他閒著沒事。他還是把自己幽閉在房間裡，躲著旁人，吃早飯的時候，踽踽獨行到飯廳，說起話來還是那麼坦然自若，甚至對小鎮的光輝前景也覺得蠻不錯的。一天早上，我頭一次聽他講了這樣一句話：“等咱們習慣了這些‘枯枝敗葉’，一切就會過去的。”

過了幾個月，人們時常看到他在黃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髮館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別人在理髮館門口聚成一堆兒一堆兒地聊閒天，旁邊撂著活動梳妝檯，或是高腳凳子，這些是理髮匠搬到大街上來，讓顧客享受享受傍晚的涼爽天氣的。

公司的醫生實際上已經剝奪了他的謀生手段，可他們還是不肯善罷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馬孔多已經沒有一個病人記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門了。這時候，香蕉公司的一位醫生向鎮長建議，要求全鎮的專業人士來一次登記註冊。禮拜一，在廣場四角貼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認為與己無關。還是我找他談，告訴他最好去辦個手續。他平心靜氣、無動於衷地回答我說：“我不去，上校。這種事我再也不幹了。”我壓根兒不知道他有沒有合法的行醫執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測的那樣是個法國人，也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從來沒聽他提過一個字。過了幾個禮拜，鎮長和鎮長秘書來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證件，登記他的行醫執照。他索性連房門也不出。直到這一天——他在我們家住了五年，和我們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們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呢。

自從我在教堂裡看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藥店和她談心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我們家那間關得嚴嚴實實的臨街小屋。十七歲的人了（當時我剛滿十七歲），這點事還是能夠注意到的。後來我才知道是繼母上的鎖，而且不許人碰房間裡的東西。裡面有大夫買吊床以前睡過的床鋪，還有裝藥品的小桌子。他沒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棟房子裡去，只把他在萬事亨通的那幾年積攢下來的錢拿走了（這筆錢估計少不了，他在我們家沒有什麼開銷，後來梅梅用這筆錢開了個藥鋪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種語言出版的舊報紙堆裡，還有臉盆和幾件沒用的衣服。這些東西似乎都沾上了繼母說的什麼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離開我們家三年以後）。因為我記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盤算著把馬丁安置在那間屋裡。結婚以後，我也打算住進去。總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繼母閒聊的時候，我甚至提出來，現在應該把鎖拿掉，解除那道不許進入這間溫暖和煦的屋子的毫無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給我縫製嫁衣之前，誰也沒有直接和我談過大夫的事，更沒有講過那間屋子的事。屋子似乎還是大夫的，是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