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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從中誕生的物，甚至就是詩本身——他是一個難以超越的詩歌大師，要超越他，意味著要超越詩歌本身。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體”，不承認肉體“有任何的權利”，因此，她不理解作為人的里爾克，她愛的是作為詩人的里爾克，詩歌是他們之間的唯一紐帶。她的愛情靠例外、特殊、超脫而生存，它活在語言裡，活在詩歌裡，死在愛的行動中。
“我從不看男人們，我對他們視而不見。我不喜歡他們，他們有嗅覺。我不喜歡性。”在7月10日寫給里爾克的信中，女詩人這樣說。但是現實中的茨維塔耶娃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婦女，嫁了人，帶著兩個孩子，家務活從白天干到晚上，多年來過著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維塔耶娃和里爾克都開始考慮兩人春天見面的事情——他們竟然從未謀面——但是此時的里爾克已經病入膏肓，茨維塔耶娃也窮困潦倒，口袋裡沒有一分錢，會面被無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爾克給女詩人發出了最後一封信，信是以這樣的哀嘆結束的：“春天？這對我來說太久遠了。快些吧！快些！”他們終於沒能等到見面。1926年年終，里爾克逝世了。茨維塔耶娃聞訊後非常悲痛，她給里爾克寫了一封發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說：“你先我而去……你預訂了——不是一個房間，不是一幢樓，而是整個風景。我吻你的唇？鬢角？額頭？親愛的，當然是吻你的雙唇，實在地，像吻一個活人。”
同樣，這個吻是永遠抵達不了里爾克那裡的。
1939年，茨維塔耶娃和兒子一起回到了祖國。很快她就失去了寫詩的自由。1941年，俄羅斯這位最偉大的女詩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殺。她墳墓的確切位置至今無人知曉。但是她對里爾克的愛和她的詩歌一起掙扎著活了下來。
2000年3月13日
閱讀書目
《三詩人書簡》（奧）里爾克、（俄）帕斯捷爾納克、（俄）茨維塔耶娃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至多一個也許】
是啊，也許於連·索黑爾會像他所崇拜的拿破崙一樣從社會底層崛起，也許他會像偉大而嗜血的丹東一樣給那個迴光返照的法國社會以當頭一擊，也許他會因為拉莫爾侯爵的垂愛而登上主教寶座……然而這一切都僅僅是一個“也許”，於連·索黑爾老早就上斷頭臺了。
於連是木匠的兒子，但是他崇拜拿破崙，有一種尚武的英雄主義思想，有著極強的個人榮譽感。他詛咒偽善，蔑視金錢，他所尋求的是種行動的、危險的、戰鬥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絕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湯達在《紅與黑》的結尾標明，這部小說獻給“少數幸福的人”。司湯達自己曾經在小說創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筆下的於連卻是個失敗者，於連並不是真的嚮往世俗的利益：權勢、金錢、女人。他嚮往幸福，嚮往真正的愛情。在他那短暫的人生中，他不斷地質問自己：在個世界裡，我該怎麼辦？他始終都沒找到答案，最後，在死神降臨前夕，面對雷納爾夫人的愛情，他才瞥見了從幸福的宮殿裡透出來的一縷可憐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靈的幸福。
於連一生下來就處於不幸的包圍之中，不幸使他變得非常敏感、自尊、富於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變得神經質，他時時刻刻同他頭腦裡虛構的危險進行抗爭，他的受侷限的想象力只能隱隱約約地、隔得遠遠地眺望未來。他只根據近在眼前的愛情來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愛情並不能徹底拯救他，然而他執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愛情。結果，愛情，不管是雷納爾夫人的還是拉莫爾小姐的，像颶風一樣捲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樹，被愛情連根拔起，攔腰截為兩段。他對籠罩在頭頂的烏雲是那樣敏感，不顧一切地想撥開它，然而它實在太強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樣渺小，像一顆塵埃，無力地在空中漂泊。
當不幸終於開口吞噬於連的時候，在獄中，這位滑鐵盧戰役以後王朝復辟時代的法國青年開始冷靜地反思：
“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
不過是一個也許！於連這句話擊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時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腦袋上。多年以來，我似乎總在熱切地渴望著什麼，我有時雄心勃勃，有時心灰意懶，常常被自己的內心的波濤掀起又重重地摜下。可是，不管怎樣，“對別的人來說，我至多不過是一個也許！”一個也許！更要命的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