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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果我現在還能記得我們當時看過的電影，那麼我就可以準確地斷定那是哪一個時期了。但是關於這些電影，我現在只能回憶起一些模糊的畫面；一個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個穿著小禮服的男人走進大型客輪的船艙，在一扇落地窗後面掠過的跳舞的人影……
我們又走上羅馬街。昨天晚上，我順著這條街一直走到97號，看到了柵欄和鐵路，看到了在鐵道另一邊上蓋住一幢房子整堵牆面的迪博內①廣告牌（它從那以後，肯定變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裡又升起了當年那種苦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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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種開胃酒的牌子。
座落在這條銜99號的“芝加哥”賓館，現在已經不那麼叫了。而且，即使是問訊處的人也無法告訴我旅館是什麼時候改的名。但這沒有什麼關係。
97號是一幢很大的長形建築物。如果斯庫菲是住在六層，而德尼茲的套間應該是在它的下一層，這也就是說，是在五層。這兩個套間是在房子的右邊還是在左邊呢？這幢樓房每層至少有十幾扇窗子，因此可能有兩三個套間。我久久地望著這幢樓房的正面，希望能認出或者一個陽臺，或者一扇窗戶的樣式和百葉窗。不記得了，我什麼也不記得了。
樓梯也認不出來了。我記得從前的扶手是用銅做的，它閃閃發光，而現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樣的了。套間的門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別是定時樓梯燈的燈光，它已不再象當年在斯庫菲獒狗般神秘面孔顯現時那麼朦朦朧朧的了。去問門房也是白費勁。門房會起疑心的，何況跟別的東西均己變了樣一樣，看門人也已換過了。
斯庫菲校暗殺時，德尼茲是不是還住在這裡呢？如果我們當時是住在樓下，這樣的慘事還是會記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記億裡，什麼也沒有留下。德尼茲在羅馬街97號沒有住多久，也許只有幾個月。我當時是同他一起住的嗎？抑或當時我在巴黎還有別的住處？
我記得一天夜裡我們回來得特別晚。斯庫菲坐在樓梯的梯級上，兩手交叉放在拐仗項端的球形裝飾物上，下巴支撐在手上。他的臉色非常沮喪，獒狗般的目光裡充滿了絕望的神情。我們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沒有看見我們。我們真想同他說說話，扶他到樓上，他自己的套間裡去，但他象一尊蠟像人體模型一樣，一動也不動。定時樓梯燈熄滅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閃著磷光，除此以外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所有這一切，想必是發生在德尼茲和我剛剛相識的時候。
二十五
我關上了於特辦公室裡的電燈，但並沒有立即離開，在黑暗中又呆了幾秒鐘。按著，我又開啟電燈。然後，再關上。我第三次開亮電燈，又第三次關上。這樣做，喚起了我的某種回憶，我眼前又出現了在一個說不準的晚上，在一間同這間差不多大小的房子裡，我關上電燈時的情景。那時，每天晚上在同一個時間裡，我都要做幾下這樣重複的動作。
尼埃爾林萌大道上的路燈照亮了於特的木製寫字檯和扶手椅。在那個時候，我也是關了燈，一動不動地呆在那裡，好象害怕走出屋於去似的。在房間的深處，靠牆放著一個玻璃書櫥，灰色大理石壁爐的上方有一面鏡子，一張有許多抽屜的寫字檯，靠窗還有一張長沙發，我經常躺在它上面看書。窗子朝著一條種滿樹木的、寧靜的街道開著。
這是一幢小公館，是南美某個國家公使館的所在地。記不得我當時是以什麼身份使用這個公使館的一個辦公室的。我彷彿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鄰近的辦公室裡，聽到他們正在打字的聲音。
我接待的人不多，他們那是來要求給他們簽發簽證的。我在翻看瓦爾布勒茲花匠給我的那個餅乾盒、檢查那本多明尼加共和國的護照和那些身份證照片的時候，忽然想起這些來了。我在幹被我從辦公室裡取代的那個人的工作。他是一個領事？抑或一個代辦？我記得我還給他打過電話請求指示哩。他是誰呢？
首先，這個公使館在哪裡，我花了幾天功夫把第十六區跑了一遍，因為記憶中的那條長滿樹木的、寧靜的街道，同這個街區的街道完全是一個樣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細觀察著測擺的每一個微小擺動那樣，我站在每條大街的盡頭，希冀那些樹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憶起一點什麼來。在走到莫利托爾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時，我感覺回億起來了，我一下子斷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時，我就是從設在附近的一個公使館裡走出來的。
夜色昏沉。沿著與樓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聽見打字的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