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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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李進”）參與領導的武訓歷史調查團，到武訓的故鄉山東去實地調查。但這次說調查，從當時的情況和事後的結果看，調查工作完全是從預先做好的結論出發，對於所蒐集到的“事實”，經過篩選、加工、改造，為事先作好的結論服務。調查團將調查所得寫成《武訓歷史調查記》報毛澤東，毛澤東又對之作了多達十幾處的修改，並根據帶有很大片面性的調查材料把武訓定性為“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說他是以“興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十分殘酷的剝削”；所謂“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榨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商人辦學。這些結論，顯然是與武訓的實際情況不相符的。但《武訓歷史調查記》既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也就為武訓和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作了結論。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除了積極響應號召參加批判，不可能說些別的什麼話。如果說他和別人還有點什麼不同，那就是得先作一番檢討，對自己的“錯誤觀點”先批判一通。因為，他為武訓說了“好話”，為《武訓畫傳》作了“吹鼓手”。
就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不久，郭沫若立即在《人民日報》上（1951年6月7日）刊載了一篇自己的檢查《聯絡著〈武訓傳〉批判的自我檢討》，檢查自己稱讚武訓及為《武訓畫傳》題簽作序的“錯誤”。而在《武訓歷史調查記》發表之後，他又於8月4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讀〈武訓歷史調査記〉》，再一次為自己曾經歌頌過武訓作“深刻”檢討。並且充分肯定這篇違反歷史事實、違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武訓歷史調查記》，說它“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亂上是有很大貢獻的。”
時至今日，事情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我們有可能比較客觀冷靜地來看待這次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了。毫無疑問，武訓是有缺點的，他雖然深受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要求擺脫苦難，但因時代侷限和階級侷限，他不能清楚認識當時的封建制度是造成一切罪惡的根源，因而顯得有些愚昧，有些落後。電影《武訓傳》也是有缺點的，它把武訓一些聽任愚弄甚至有些自我作賤的行為作為好的品格來歌頌，不能不說是有些失之過當。但是，無論如何，武訓是一個值得肯定和讚揚的歷史人物，電影《武訓傳》也基本上是一部好電影，是想歌頌勞動人民，為勞動人民說話的電影。且不說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分析對待這個人物，即便是以比較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人物，也不至於得出完全否定的結論。也許正如當時社論和短評所說，毛澤東是要透過這一事例來推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是想借武訓這個具體的人物及其藝術形象，在知識分子中間進行一次生動的歷史唯物論的思想教育，幫助他們從思想上分清什麼是人民民主革命，什麼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因為在已經取得革命鬥爭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看來，武訓的所作所為不但不能絲毫觸動反動階級的統治，甚至還會加強它們的根基；武訓要改變勞動人民無權受教育的現狀，只靠行乞興學，至多不過是改良主義，是決不能作為正面事物來肯定和讚揚的。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反歷史的觀點和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正面教育的效果，甚至會適得其反。
這次建國後第一次發動的大範圍的文化思想批判運動，其消極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從當時情況看，由於知識分子大多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剛剛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還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當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風細雨地幫助他們學習並熟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幫助他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分析和評價歷史人物。而開展對於武訓以及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人民日報》的權威性的發號施令的方式， 顯然是粗暴的，簡單化的，這對於一些剛剛接觸或尚未很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來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觀點和立場，也徒然給他們增加思想上較大的壓力。而且，這樣疾風暴雨式的“大批判”，也為以後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學習運動”開了個不好的先例。
在這裡，郭沫若的表現很可以說明問題。
說實在的，以郭沫若這樣的一位具有深厚學養，早在多年前就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比較瞭解、比較熟悉的歷史學家，他能很快轉而認為武訓是一個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並且輕而易舉就同意《人民日報》社論和短評的觀點嗎？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學生，他的思想修養決不至於如此幼稚。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