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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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十分關心。
毛澤東對郭沫若在全國文化界的影響及其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郭沫若冒著生命危險從日本回國這一事實本身,在全國,特別是在文化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親身投入抗日鬥爭,對於挽救民族的危亡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國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來出面鄭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在文化界樹立郭沫若的領袖地位,以他繼承魯迅,成為“文化班頭”。中共中央當即同意和批准了這一建議,並很快向各地黨組織作了傳達,並對黨外進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細緻工作。我們無須考證由周恩來出面提出的這一建議,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進行了研究,還是事先並未研究而是由周恩來提出後才加以審議,因為這一純屬程式問題對於事情的本質實在無關緊要。不過可以肯定,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當時在中央負著主要責任的毛澤東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為,我們切不可忘記,毛澤東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也是一位詩人。
他不可能不關心、不過問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頭”
郭沫若也確實不負全國人民的重望,更不負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他的囑託。他剛踏上祖國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投入了民族解放的鬥爭。
此時,全中國都在唱著這樣一首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是當時稱作《義勇軍進行曲》而我們今天也應該人人會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抗戰開始,多少年來壓抑在人們心底的反抗之聲一下迸發了出來。儘管當時“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但人們幾乎都把全面抗戰看作我們民族轉機和生機。人們從中國共產黨推動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文藝工作者,特別是詩人們,一個個激昂慷慨,歡呼抗戰,歌唱抗戰的“7月”。當時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雜誌中,一位詩人這樣激動地寫道:
祖國呵
為了你
為了你底勇敢的兒女們
為有明天
我要盡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憤
我底熱淚
我底也許迸濺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戰熱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詩歌形式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戰聲集》,後收入詩集《前奏曲》):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
我們再沒有顧慮、逡巡,
要在飛機炸彈之下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
尤其是抗戰開始階段,他甚至不滿足於用筆抗戰,而是儘量爭取一切機會參加一些實際工作。他經常在敵人的轟炸中來去,冒險深入戰鬥前線,訪問在北伐期間即已相識的將領,慰問在前線英勇殺敵的將士,而廣大將士英勇殺敵、決心抗戰到底的精神又反過來給他以極大鼓舞。他精神煥發,豪邁樂觀,過去同他相識的人現在見到他,都說他比以前更年輕了。他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說:“這次抗戰的結果,把我們民族精神振作了起來,把罩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躁、憤懣,一掃而空了。我自己額上的皺紋,眉間的鬱浪,也應該是隨著這民族覺醒的機運而消失了的。”
儘管郭沫若的回國,抱定了“投筆請纓”的決心,但他畢竟是一位詩人,一位學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筆,而是註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筆作武器去進行戰鬥。
他回國後為了宣傳抗日救亡,進一步激發人民群眾愛國熱情,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詩文。正像他在《詩歌國防》中說的那樣,詩人為了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就應該:
我們要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們要吹奏起誅鋤漢奸的軍號,我們要把全民眾喚到國防前線把帝國主義打倒。
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兒會受到什麼樣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見的。只不過事實比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