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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底一個肖子”，自己的代言人。
郭沫若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他當時在政治思想上也十分革命，相當激進。儘管他當時的思想還屬於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但他大膽探索，積極進取，較早地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1924年，他“把研究生理學的志願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維繫著生命的夢想”，這夢想是“對於社會科學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參與社會變革的熱情和理想。他在生活條件相當窘迫的情況下，進行了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河上肇博士所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的翻譯工作。
在日本福岡市的一間陋室裡，他跪坐在草蓆上，以一口中國式的皮箱作為矮桌，用磚頭磨平充當硯臺，就這樣從清晨到深夜，用了50天的光景譯成了這部20多萬字的大著。書譯出後，他說：“這書的譯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裡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裡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裡救出了的是它。……”“我從前只是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著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的作用了。”
雖然還不能說這時的郭沫若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確是認識到“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制度之進行”“是必然的路徑”，而他本人也毅然“從文藝運動的陣營轉進到革命運動的戰線裡來了”。
從這一過程看，郭沫若毅然決然地於1926年3月離開上海文壇，到廣州投身革命，在他的思想上是有其必然的內在原因，而這也可以說是郭沫若走向革命的重要一步。
郭沫若之所以那樣毅然決然投身廣州革命，也還有另外一些客觀因素。這就是1924年6月，亦即是郭沫若正翻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時候，他在創造社的好友成仿吾先他一步去了廣州。
成仿吾的去廣州，又與其長兄成劭吾有關。
成劭吾當時在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軍需處長。成仿吾深受其影響，對革命不但發生極大興趣，也抱有極大的熱情。
成仿吾到廣州後，任廣東大學理學院教授，同時兼任著黃埔軍校的教官。他與郭沫若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絡，郭沫若把自己生活中和文學創作中的許多心得在信中傾訴給他，而他也隨時把廣東的局勢告訴給郭沫若。
半年之後，郭沫若又從日本回到上海，正巧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因心臟麻痺症突然亡故，仿吾扶柩回滬，兩人得以重聚。
當然，這次聚會的心情是沉痛的。兩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打擊和經濟上遭遇的窘迫，使他們感到沉重的負擔。
不過畢竟是老友相逢，他們談得很多很多，不但談了別後的情況，更討論了今後的打算。廣州的形勢自然成為他們重要的話題。成仿吾詳細具體地向郭沫若介紹了廣州革命熱情的高漲和進行北伐的準備。這一切，引起郭沫若極大的興趣，不知不覺地使郭沫若對廣州產生了憧憬和嚮往。
如果說，成仿吾對廣州情況的介紹還只是在郭沫若思想上感情上發生了作用，使他產生了到廣州去的想法，真正的行動還沒有立即決定，那末，郭沫若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的一次流血事件，就更使郭沫若下定了決心。
這就是1925年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次具有極深影響的事件。慘案的發生，事因日本資本家公然開槍打死中國工人顧正紅，引起上海工人、學生和廣大人民的極大憤怒，遂於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集會遊行，抗議工人被殺，學生被捕。義憤填膺的群眾高撥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無比義憤。然而，這一正義行動和鬥爭遭受到英帝國主義者的鎮壓，英國巡捕野蠻開槍射擊示威群眾，致使死11人，傷數十人，造成血染上海南京路的慘案。
面對帝國主義的野蠻行為，中國人民極其憤慨。人們更看清楚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情緒更加激昂。
當時在北京的魯迅立即著文揭露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抗議它們犯下的罪行，號召國人團結奮鬥，“共同抗拒”帝國主義，希望人們“奮鬥30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
郭沫若和魯迅還有所不同，他當時就住在上海，而且當天下午親臨慘案的發生地南京路，“親眼看見一些英國巡捕和印度巡捕飛揚跋扈，彈壓行人的暴狀。”當時他就“幾次想衝上前去把西捕頭的手槍奪來把他們打死。”他雖然沒有親身參加群眾的示威遊
